读河西汉塞随记
本帖最后由 林-下-散-人 于 2023-4-10 08:37 编辑读河西汉塞随记
汉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长城。
汉塞是包括了城，障，亭，燧的综合性防御设施。
汉武帝在击败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之后，整个漠南已“无王庭”，当时朝廷便征发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方面整修了秦长城，另一方面又先后修筑了西至敦煌，东到乐浪的上万公里的汉塞。说起这道汉塞，它走向很是夸张，除了河西汉塞之外，它基本上是沿着现今内蒙古的北部边畀由西向东延伸的，有些地方甚至已深入到了现今蒙古国的境内，包括了整个漠南草原。其向北最远的地方距离秦长城上千公里。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匈奴占据阴山山脉。因为阴山山脉向北仍有数百公里的草原，阴山山脉一旦为匈奴所有，便形成了有利于匈奴的战略态势。而汉朝占有阴山山脉，汉朝就占有了整个漠南草原，占据了有利的战略地位，匈奴南侵必须先渡过大漠。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不叫胡马度阴山”。
秦长城是建筑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分界线偏北的位置上。这条分界线和400毫米降水线是基本吻合的。400毫米降水线之外，便无法进行农耕了。汉塞建这么远，其建设和守卫的难度会远远超过秦长城。首先建设和守卫汉塞的边防人员的后勤供应就是个大问题。因为汉塞沿线气候条件已不适合屯田，所有的军需物资都要从中原地区转运。这是极度劳民伤财的事。对汉王朝来说，要保征这漫长边塞防线上军队的物资供应，是绝对不能持久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当时漠南草原上的汉塞的形制如何，建设到什么程度，边防军的驻防情况怎样。汉武帝在轮台诏书中说，“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蜂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从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在世时，北部边塞就已残破不堪，防守驰废，军吏腐败，而重要的是朝廷根本不知情。只是从俘虏口中了解到这些。其实际情况可能比汉武帝知道的更糟。汉塞在有些地段建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士卒防守，都值得怀疑。以我不专业的推测，内蒙北部至朝鲜的这道数千公里的汉塞，怕只是起到宣示帝国边界的作用而已。
在朝廷历年的对匈作战中，大量匈奴部落及人员投诚内附，汉朝廷把他们安置在了北方沿边的草原上，继续他们的游牧生活。汉武帝时就有大量的匈奴部落游牧在汉塞以内，在汉宣帝时匈奴分裂为南北部，南匈奴附汉后生活在汉塞内的匈奴人就更多了。这些游牧部落归顺时是防御北匈奴侵扰中原的屏障，反叛时就是汉族的敌人，而叛服无常正是匈奴民族的习性之一。南匈奴内附的60余年里，边防自然无事，用不着这座汉塞，在西汉末王莽新朝时，漠南匈奴尽叛，和匈奴的战争就发生在汉塞内，这座汉塞还有什么用呢？汉王朝修建汉塞的初衷是“不教胡马渡阴山”，却未曾料他所竭尽国力防范的胡马就在阴山内。
河西汉塞是汉长城中建设得较完善，经营得较成熟而又持续在发挥作用的一段了。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河西汉塞为我们留下了较多的遗迹和简牍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到历史上汉塞的风貌。
河西汉塞是一个立体的，多种建筑形式构成的边境国防工程。它包括长城，边城，堑壕，障城，烽燧，关，木栅，水门等工事在内的防御设施。从甘肃的永登庄浪河入黄河的河口起，沿河西走廊北缘一路向西，直至玉门关以西。从庄浪河口到酒泉，它的形态都是堑壕，从酒泉至玉门是城墙与堑壕相间。在山崖，河流，沼泽这些人无法通行的地方则不设城、壕，只有烽燧相连。烽燧有些建在城墙或堑壕的水平线上，大部分都在它的内侧视野开阔的台地上。汉代河西的候望系统，就犹如我们现今的边防哨所，其军队建置为都尉--候官--候长--燧长，都尉管理着一郡境内的塞防，其治所为边城。都尉之下约每百里左右设一候官，候官会在自已的辖区内，在地形适宜的地方建设障城，作为候官的治所。候官以下再分设候长管理若干烽燧。烽燧下一般有十数平方米的坞，用于哨兵的住宿。当然，河西作为汉朝的战略要地，除边防哨所即候望系统外，还有朝廷的屯兵系统和屯田系统驻扎。屯兵系统的军队主要用于防御作战，屯田系统的军队则是开展农业生产，以保障军队的后勤供应。对于河西汉塞的大部分不是城墙而是堑壕这一点，可能出乎－般人的想象，在我们固有的意识里，长城应该是城墙是无可疑问的。一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对此也很少有清晰的表述。公元1900年前后，英国学者斯坦因考察河西汉塞遗址时，他也曾把一些堑壕外侧的土垄当成了城墙坍塌后的遗迹。古人把汉塞建成这样，是针对河西特殊的地理条件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做法，因为有些沙漠和戈壁地段无法建造城墙，只能挖堑壕。挖堑壕应该比筑城墙工程量和难度大大降低了。从功能上讲，挖一条深沟，在沟的外侧再堆起夯实的土垄，沟壁仍然可以形成若干米高的墙体，其效果和城墙是一样的。再加上” 天田” ，”虎落” 等防御设施，小股人马或零星人员想渗透进来难度是很大的。其实，汉塞就是一道边防线，平时就是起候望警戒的作用。还有就是防止国人偷渡出境和塞外敌方小股人马的渗透。它实际上是无法阻止匈奴骑兵大兵团在任何一点上的冲击的。一旦大规模的入侵发生，汉塞本身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今天甘肃永登到酒泉的汉塞线上，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断续的古墙体，但那不是汉塞，那大多是明代的边墙。河西明代的边墙和汉塞的线路在有些地段基本是重合的。
19世纪未20世纪初，西方多国学者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察和探险游历，其中最让我们熟知的有斯坦因和赫定。英国学者斯坦因多次从克什米尔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勘察了新疆特别是南疆大部分的历史遗址，搜集了大量文物，特别是从敦煌的看守人王道士那里买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盗窃了中国的历史文物。他所撰写的数十册的勘察游历的纪录，不仅对新疆考古有着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也为我们呈现了十分宝贵的19世纪新疆，河西的历史风貌和中亚腹地塔克拉马干沙漠的现场描述实景。读了这些游历勘探的记录我们可以明白，旅行家和探险家对于地理学的真正的意义。正是这些人的亲身涉险忠实描述，把抽象的地理概念具象化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片人迹罕至的荒漠地域的细部面貌，它的脉动和呼吸，以及人类在极端自然状态下的真实深刻体验和感受。斯坦因对新疆历史文物的搜罗发掘，以开放的思维，实事求是地看，也不能说是盗窃。他进入新疆是得到地方当局同意的，在考察中还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与配合，他所带走的文物在博物馆里得了妥善的收藏和利用。新疆的很多遗址，都经过历代当地寻宝人一又一次的挖掘，斯坦因发现的这些东西，大多是寻宝人尚未发现或不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早一天被专家获取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否则，很有可能在寻宝人的洗劫下遭到毁损而堙灭。好在斯坦因因当时条件有限，对有些遗址的清理只是浅尝辄止，未能进行深入的发掘，建国后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文物调查时在斯坦因清理过的遗址上又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如果硬要说斯坦因是强盗，那更应该谴责的是我们当时政治的昏暗，政府的腐败无能，治理混乱，给了外国人可乘之机。
至于河西走廊南边的防御，祁连山就是天然的屏障。当时只在祁连山大斗拔谷道出口即扁都口建有一些烽燧城堡，以防备羌人的入侵。不过，在历史上，生活在青海、甘肃南部的羌人从未给中原帝国造成过大的麻烦。这是因为羌人生活在河湟谷地，即今甘肃榆中，青海贵德－带冲积平原上，有广柔的土地适合农耕，对生存资源的取得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无需借助部落间的互相依附和联合来对外扩张获取生活资源。而他们内部各部落间却因为争夺己有资源长期的互相攻伐，致使这些部落间无法实行长时间牢固的联合，无法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即使歃血为盟，捐弃前嫌，暂时揑合在一起，下山搞一票买卖，一遇强敌，便即刻解体。在这一点上，高原河谷游牧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介绍文章和专著里，对河西汉塞的介绍有若干语焉不详的地方。
其一是河西汉塞终止于哪里。有的说河西汉塞终止于玉门关，有的说终止于罗布泊，有的说终止于龟兹，即现在新疆的库车。但又都缺乏清晰的叙述。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河西汉塞到玉门关以后，又沿疏勒河向西延伸一直至哈拉湖，哈拉湖是疏勒河的尾闾湖。《汉书》中说 “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 一般认为”盐泽” 就是罗布泊。其实，哈拉湖也是“盐泽”。湖盆里到处是盐碱沼泽，芦苇、红柳，风蚀地。人畜通过极其困难。但它不是罗布泊，它和罗布泊之间隔着一片茫茫的沙漠——三陇沙。这一片沙漠是敦煌到楼兰最难走的一段，很多旅行者在三陇沙沙漠走不出去，变成了骷髅。汉塞过玉门关到哈拉湖边后，向西南一直延伸到湖心，大煎都候官是汉王朝最西端的一个边防单位。只不过，过了玉门关以后，进入哈拉湖的只是一个个连续的烽燧，烽燧间没有墙体也没有堑壕相连。它为什么要延伸这么一段，是因为当时敦煌进入三陇沙的驿道就是这么延伸的。旅行的人过了大煎都就生死由命了。与此同时，阳关也有一条通道和连续的烽燧向西北方向进入哈拉湖，和玉门关延伸出的烽燧相接。后来，大概由于防线的收缩，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塞防都废弃了，防线后退，汉朝又在玉门关和阳关之间建了一道堑壕及相应的烽燧亭障。
其二是金塔和居延的汉塞。黑河在酒泉向北流向巴丹吉林沙漠，进入内蒙古后在今额济纳旗形成了尾闾湖居延泽。在酒泉以北黑河两岸有一片狭长的绿洲，也就是今天的金塔县。汉塞也随着黑河向北延伸，在河两边包夹着这片绿洲。一直到绿洲的北端——金关。居延绿洲的四面也有着完整汉塞，东北与光禄汉塞相连。在金关到居延汉塞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中间只有河流，没有人烟，是否有汉塞？根据史料，金塔塞与居延塞之间是有汉塞的。也就是说，汉塞是沿黑河一直延伸到居延的。只是从金关到居延这一段只有连续的烽燧相连，没有墙体也没有堑壕。这一段烽燧就纯粹是传递警讯用的。黑河是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之间的一条重要的通道，守河西必守金塔，守金塔必守居延。居延有警就是整个河西有警，所以这道汉塞看似它保卫的对象与其浩大的工程不相匹配，但对河西防御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说到这里我想到王维的那首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问候骑，都护在燕然。这首诗读了几十年，都没有认真地读过专家们对这首诗的注释。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首诗意境的体会。近日再读这首诗，看看后面的注解，觉得有些地方似乎有值得商榷。
这首诗是王维于唐开元25年（公元737年）任河西节度使府判官时作的。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判官是节度使府的中层官员，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区厅局级干部。王维是以左拾遗调任河西节度使判官的。虽然左拾遗品级为八品官，但是天子近臣。当时人重京官轻外官，这种调动显然有贬斥的意思。因为节度判官只是个“使职”，一个差遣。并不是文官序列的正式职官，所以给他带了一个宪衔监察御史以明确他的职级。监察御史也是八品，但并不履行监察御史的职责。由此可见，一些注释说他是任监察御史兼河西节度判官是不对的，说他是以监察御史身份作为朝廷使节去宣慰河西将士更是不对的。这里的“使”， 应该是出任使职的简称。进而可能当时对出任使职的官员的一种流行的称呼。王维还有一首著名的诗《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元二，是去安西都护府任使职的，王维也认为是“使安西”。即去安西出任使职。
这首诗写的是那里的景色？注释中有说石羊河的，有说黑河的，有说是去凉州路上的。愚以为写的是黑河居延的景色。其理由：
一、在诗里他已明确地写了“属国过居延” ，也就是过居延属国。居延属国的设置，是汉朝廷用来管理投诚的游牧民族部落的。这类属国在当时北方边地多有设置。汉朝中央设有”典属国”管理诸多境内属国。有些注释把诗的作者的身份和汉代“典属国”扯上关系，委实是想多了。
二、“征蓬出汉塞”应该是指居延汉塞。居延以北即出了汉朝的边界，进入游牧民族地区。唐代亦如此。大雁北飞过居延，即入“胡天”了。河西走廊向北除了沿石羊河可以出汉塞，只有居延可以“出汉塞。其他地方无路可走。
三、“大漠孤烟直”，有些解释为狼烟，是不对的。唐代虽没有修筑过长城，但是确有完备的用烽火传递边迅的系统。当时居然塞向北的游牧民族地区都是唐的属国，－般情况下不会有边警。况这整首诗的意境也是－片岁月静好。何来狼烟？即使是狼烟不会是孤烟。狼烟是要传递的，一处烟起，一条线上会次递烟起。至有说是平安火，要注意平安火是火而不是烟，入夜时才会燃起。
四、“长河落日圆”，的长河应是指黑河。居延本就在大漠之中，黑河从南蜿蜒而来。如果说是黄河，那只有王维去河西上任时才会经过黄河。唐朝长安去凉州有两条路，一条经过兰州，一条经过会州（靖远），走这两条路都是崇山峻岭，没有大漠，和居延更是不搭界。如是石羊河，石羊河向北虽也可以出汉塞，但那根本扯不上“过居延”。其三就是休屠汉塞了。河西走廊在江南人的印象里，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其实不然，祁连山冰川孕育出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河流水系，灌溉着山脚下的土地，祁连山北坡有大片丰美的草场，走廊上有大片的农业垦殖区，宜农宜牧。人们通常说“银武威，金张掖”。在汉代，也可以说是“金武威，金张掖”。
当年的武威，从祁连山冷龙岭流出的石羊河，其尾闾在今民勤及其以北形成了巨大的湖泊——休屠泽。关于休屠泽有多大，各路专家说法较多，较靠谱的说法认为，汉代的休屠泽水面有2100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比现今的全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还要大。对此，不免使今人产生疑问。休屠泽的来水就是石羊河。它发源于祁连山的冷龙峰，冷龙岭冰川的面积和水源蓄积量是有限的，何以支撑形成如此面积巨大的湖泊？这就需要我们了解西北地区在汉及汉以前历史时期的气候及生态环境状况。那个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程度，森林植被的覆盖率，河流的水量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状况可以比拟的。那时的石羊河水完全不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冰川融雪的概念。那个时期，西北大多数河流上春夏都有正常的航运，可转输粮食物资，可放木排竹排。以此观之，在现今民勤及以北大片沙漠地带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就不足为怪了。汉代的武威以北，水网纵横，土地肥沃，农耕发达是一定的。汉未晋未大动乱时，曾有大批关中及中原的百姓去此避乱，人口曾达数十万人。中原的－些世家大户，早在动乱前期即布局移居河西。正是这一相对封闭安定的区域为他们提供了庇护，保存相当一部分中华文化的火种。随着后世气候的逐步干燥化，河水流量的减少，沙漠南侵，休屠泽逐步萎缩乃至消失。现今武威的含金量比当年是大大地降低了。
汉塞在武威又沿着石羊河向北，围绕休屠绿洲修筑了休屠塞。在今天，我们可能不明白，民勤三面是茫茫的沙漠，在这里构筑塞防是要防谁？有必要吗？要知道，汉代腾格里沙漠的有些部分是有植被和水源的，那时从休屠城有一条古道向东北穿过腾格里沙漠通达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地区，这条道到唐五代以后仍然在使用。这是一条蒙古草原通往河西走廊的捷径，匈奴人马入侵休屠绿洲并不困难。只是后来由于气候及人为因素，使腾格里沙漠淹没了这条古道和休屠塞的大部分遗迹。
在河西汉塞之西，还有一段汉塞。那就是从楼兰沿天山南麓修建的直到龟兹的汉塞。我们往往会把它和河西汉塞混为一谈，认为河西汉塞修建到了龟兹。其实，它和河西汉塞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它们修筑的时间不同。河西汉塞是在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时分段逐步修筑的，而那一段汉塞应该是修筑于汉宣帝神爵三年以后，因为宣帝神爵三年，西域都护府才开府施政。没有朝廷对天山南麓大规模的开发和经营，没有西域都护府的强力推动，是不可能在那里建设跨区域的汉塞的。其次，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分属不同的地理单元，分属不同的战略区，它们都分別独立防御匈奴的侵犯。所以说这一段汉塞和河西汉塞没有直接关系。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主要目的是保护南、北道的畅通。为此，它除了要协调好南道和北道沿线绿洲王国和汉朝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防止匈奴的侵犯。因为匈奴人一进入天山南麓的绿洲小国，这些小国就会反水，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当时的西域都护府治在轮台以南的乌垒，这段汉塞实际是以乌垒为中心的。它向东延伸至楼兰，向西延伸至龟兹。当时的楼兰，已不是楼兰王国的概念，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屯垦的基地。在这一线上建有连续的烽燧。这些烽隧现在还有一些遗存。想必当时在一些重要节点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防御设施。一有警讯，这一条线上的屯田的军士，绿洲国家就会进入战时状态。
为什么这一段汉塞起于楼兰止于龟兹呢？因为楼兰国改为鄯善国迁都罗布泊西南迂泥城后，楼兰仍为当时军屯的一个点，仍然是东西交通的枢要之地。从楼兰沿孔雀河向西北，即是焉耆盆地，盆地北边天山的垭口，有一条路通向天山北面。匈奴人很容易通过这条路进入焉耆谷地，进而沿孔雀河峡谷进入塔里木盆地，晋代设立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关隘铁门关就在孔雀河峡谷的出口处。龟兹向北进入天山腹地，那里有山间谷地，有垦殖区，也有牧场，河流，同样有垭口通向天山以北。这也是匈奴南犯的一个可行的通道。龟兹向西，不再有可行的通道通向天山以北。游牧民族也就无法翻越天山南犯了。今天，这两个垭口仍是南北疆间的重要通道。这一段汉塞主要就是监控、防御可能由这两条通道上来犯之敌。
汉代设西域都护府，护路是其主要任务。武帝伐宛之后，将亭障修筑到了盐泽，并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积谷以供应出使各国的使者，设使者校尉予以管理，并设屯卫司马以护南道。从名称上看使者校尉就是为出使者服务的。宣帝时，将使者校尉改置为西域都护，因其须兼护南北道，所以叫都护。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和内地的郡太守平级。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域，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西域是指新疆及其以西诸中亚国家，狭义的西域是指现我国的新疆地区。在汉代，西域是指新疆的南疆地区及葱岭以西的各中亚国家。西域南道从今婼羌沿昆仑山北麓至喀什到葱岭，北道是从楼兰沿天山南麓至喀什到葱岭。当时天山以北是各游牧民族的地盘，是无法通行的。这两条道是汉代通向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及以西诸中亚国家的必经之路。这两条路的南道相对安全，而北道的安全系数较低。所以都护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南北道的畅通，而要达此目的，首要是要稳定当道诸国，防备天山以北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人对北道的侵扰。
河西汉塞之所以建设得较为完备，守卫较为严密，发挥作用比较持久，主要得益于河西优越的地理条件，因为这条汉塞就建设在绿洲边缘，后勤供应较为便捷。由于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的滋润，河西走廊宜耕宜牧，水土条件十分优越，在赶走匈奴人，取得河西后，由于河西广阔的土地上荒无人烟，汉朝便开始了对河西大规模的开发。包括从中原地区移民实边，实行军队屯田。其中军队屯田对解决大量驻军的后勤供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早期要从内郡征发大量人力向河西转运军需补给，但随着大规模屯田的展开，军队粮食供应的压力便逐步减轻，到后来甚至在荒年军队的粮仓还可以向老百姓供应粮食。其次这段汉塞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纵贯河西走廓的重要通道。汉塞的线路和一路向西的驿道和邮路是重合的，沿汉塞朝廷设置了完善的传，置，邮，驿机构，承担信息传递，人员往来，物资转输的任务。正是这条路和新疆的南道，北道，加上后来开避的天山以北的通道，成为连接中亚各国的丝绸之路。河西的这条路对汉朝太过重要了，它不仅是朝廷有效地管控河西走廓，从而隔绝西羌和匈奴之间的联系，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的生命线，也是联接塔里木盆地和中亚各国，以经略西域的唯一通道。可以想见，朝廷是在倾全力维持这条通道的运转与畅通。
丝绸之路这个称呼，是近代西方学者发明的，过去称这条道为“汉道”或是“道”。之所以叫它丝绸之路，自然是因为从这条道上有大量的丝绸输出到中亚及其以西各国。今天，我们所讲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強调它的经济贸易的意义。而当年开辟这条路的初衷以及汉王朝对这条路的经营和利用，从来都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张骞出使大月氏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了他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主要是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及葱岭以西诸土著王国和行国的大致情况。这大大地开阔了汉武帝的眼界，对他造成了强烈的诱惑，引起了他极大的向西探索的兴趣。此后，汉朝廷便不断从两个方向向西域派出使节。一个是从河西走廊沿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翻越葱岭，一个是从蜀地向西南。从蜀地派出的多路使者并没有明确的路径和目的地，只是根据张骞所述西域相关国家的大致方位来确定一个方向。走西域这条通道有匈奴的骚扰，十分不安全。谁知走西南道更不安全，派出的多批多路的使者都无法走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后便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倒是河西走廊向西的通道虽然安全系数低，但还是可以走通的。从此，这条通道上便不断地有使节往来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张骞“凿空”西域。
关于“凿空”，传统的解释是“开通”，意即张骞开通了西域道。其实，这条道在张骞之前就是存在的，这条道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存在的。只是通过张骞的出使，汉朝廷才知道这条道的存在。并发现了这条道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张骞开通了西域道。然“凿空”的含义更多的是通过张骞的出使，为汉朝廷打开了对西方世界广阔空间的认识。张骞之前，汉朝对河西及其以西的认识是一片浑沌的，不知道那无边的广阔空间里有些什么东东。所以说“凿空”更重要的是思想空间上的“开通”。廓清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模糊认知，使混沌的西域景像变得清晰。
无可讳言，张骞出使大月氏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功名，以致于被匈奴扣留了十年仍矢志不移，但这次出使并没有达到设定的目标。倒是在知道西方有更广阔的世界存在后，汉朝君臣便打起了扩张领土的主意。张骞给汉武帝出的主意是对西域各国“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用白话说，就是我们可以用财物贿赂西域诸国，让他们来朝拜大汉，那它们这些国家就属于我大汉了，我大汉就可以增加上万里的疆域，“威德遍于四海”了。听了张骞的话，汉武帝“欣然，以骞言为然”。张骞投其所好，君臣一拍即合。事实上张骞出使大月氏是失败的，“凿空”只是这次出使的副产品。
张骞在对匈奴作战中因失误被剝夺博望侯的封号，废为庶人后，不甘辛苦得来的爵位被夺，又给汉武帝出馊主意，用财物和美女贿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为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断匈奴右臂，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武帝又“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六百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去出使乌孙。除了财物，还将细君翁主嫁给了乌孙王，一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投皇帝所好的馊主意？我们细析这一段记载，便可知晓这主意馊在何处。
乌孙是个行国，驻牧地在伊犁河流域，离汉朝距离遥远。张骞说是要通过财物贿赂的手段，让其举国迁到浑邪故地，即河西走廊，因为匈奴浑邪王遭汉军多次打击后向汉朝投诚，汉朝将其安置到了今内蒙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带，河西走廊没人了。意图用乌孙为汉朝镇守河西走廊，这样，匈奴便无法从其右边侵扰汉朝，等于“断匈奴右臂”了。这是张骞出使乌孙的目的。这个想法本身就不切实际。伊犁河流域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乌孙在此长时间经营，己经安居乐业，会因为一点财物和一个翁主以及一些空头的许诺就举国东迁吗？乌孙人的头脑哪会有这么简单。至于以乌孙来附，“招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就更是异想天开了。说来说去，还是要让西域各国臣服汉朝，成为汉朝的藩属国，而“广地万里”。这样的战略意图能实现吗？根本不可能。本来和乌孙约定“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可在实际操作中，明知道乌孙不可能来定居浑邪之地，还是将细君翁主嫁给了昆莫，并且在之后连续嫁出几代翁主。这标准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当然，这些嫁出塞外的都是罪臣之女，并不是皇帝女儿，皇帝当然不心疼，他可能甚至觉得这是一石二鸟的妙计，既惩罚了罪臣，又结交了外族，其心可诛。 我们的一些历史读物和文艺作品在写张骞出使乌孙和细君翁主远嫁乌孙时，往往只择取“断匈奴右臂”这句话，强调其正确性和必要性，大肆歌颂汉朝与乌孙的友谊。说什么促成汉乌结盟，夹结匈奴的战争胜利。这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乌孙与汉军夹击匈奴，是乌孙遭匈奴攻击请求汉朝出兵解围，而不是相约夹击匈奴。而且这已经是汉宣帝本始三年的事，距张骞出使乌孙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事实上，张骞出使乌孙，同样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白送了那么多财物与细君翁主。通过这次出使，张骞的个人目的倒是达到了，出使归来后，皇帝便任命其为大行令，专管藩属国事务，位列九卿。
事实上张骞两次出使都是轻率的，失败的。如果要说张骞出使有什么意义，便是摸清了西域道路，通过送钱送物，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形成了正常的使节交往。但这并不是当时出使的目标。倒是张骞的出使助长了汉武帝威服四夷，广地万里的野心，便汉朝陷入对西域一次次征伐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汉朝与西域的使节往返增多，给沿途吐鲁番盆地绿洲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供应加多，劳役加重。国外来汉朝的许多是商人，目的是在“通货币贸”，但“以献为名”，冒充使者，倒处需索供应。而汉朝派出的使者又良莠不齐。由于去西域路途遥远，风险很大，汉朝难以派出大量的朝廷官员出使，便向社会征募使者，一些冒险家和不良之徒觉得这是－个博取功名的机会，值得舍命一搏，便纷纷趁机而来。对报名出使者。由朝廷予以符节。当时甚至出现牛皮吹得大的就担任正使，吹得小的就担任副使，骗得朝廷的财物，一路招摇。沿途百姓受不了，只有以“攻劫汉使”来反抗，或者“盗驴畜负粮”。这又反过来促使使团增加防护力量。这样恶性循环，沿途百姓的负担和苦难更深重了。
汉朝的使者带着西域人喜受的丝绸，从这条道上前往西域，西域的使者和商人带着西域的奇珍异宝从这条路上来到汉朝，又从汉朝运回“绮绣杂曾”，说这条汉道是丝绸之路是恰如其分的。但为什么说这条道的开通是政治的而非经贸的呢？因为史籍上找不到有汉朝的商团通过这条路进行丝绸贸易的记载，所有的丝绸往来，都是以朝廷赏赐的名义，并不存在商品交换的意义。西域带过来的物品都是给汉朝廷的进贡，朝廷收到贡品往往给予超出其贡品价值的赏赐，这明面上不谈交换，而实质是交换。不谈等值，因为我们是天朝，他们都是我大汉的臣民，给再多的赏赐都不是给了外人。汉朝得了面子，西域各国得了里子，各得其所。
汉武帝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广地万里” 呢，这根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国从商，周开始，最高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是天子，受命于天，是上天派下来牧民的。所谓的“王者无外”，就是说在天子的眼晴里没有外国，王都之外是畿辅，畿辅之外是邦国，邦国之外是蛮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种政治文化代表了上古时代中国统治者的宇宙观，即对天地的认知。他们认为天子居于中心。天底下的所有地方都应该臣服于上天的代表--天子。这才是应有的”天下秩序” 。在汉武帝固有意识形态里就认为西域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归属于我大汉，是理所当然的。这便是汉武帝积极向外开疆拓土的理论根源和内在逻辑。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觉得难以理解的行为。汉武帝这种无限度的对外扩张，构建了囊括东亚中亚的广大的王朝疆域，而如此广阔的疆域，又不是自身军事，行政能力所能控制和治理的，所以他只能对庞大的疆域实行”差序治理”，在其可直接控制的区域实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控制的外围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地方实行藩属制度。所谓羁縻制度，就是在不改变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权性质的前提下，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让他们臣服于中原王朝。当时对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王国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当时的各绿洲王国只是接受朝廷的印绶，向汉朝纳贡称臣，其他－切照旧。汉朝只那里设置西域都护府，维持一定的军事存在，对他们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西域都护府不是政权机构，只是领护机构，在控制各绿洲小国的同时也有对其进行保护的义务。汉以后的历代中原王朝，也对直接控制区之外各小国采取同样的羁縻政策，如唐代就曾设置过安西，安北，安南，安东等都护府。当然，在条件成熟时，中央政府也会适时地将一些小国转变为直接控制区，实行和中原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唐太宗时，唐朝在夺取了东天山一带后，朝廷曾就对这一地区的治理模式有过一次讨论，魏征等大臣认为，这一地区离中原遥远，交通不便，应仍对这些大小王国实行羁縻，否则得不偿失。唐太宗力排众议，坚持在这一地区设置西，伊，庭三州，即在吐鲁番设置西州，哈密设置伊州，乌鲁木齐一带设置庭州，实行州，县，乡，里体制，纳入王朝的统一管理。清朝康熙时期，则对四边羁縻之地全面实行 ”改土归流” ，实行和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制度，将其转变为朝廷的直接控制区。由此可见，正是在 ”差序疆域”的不断整合中，拓展了中原王朝的版图。至于藩属国，对中原王朝来说只是名义上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中原统一王朝的一种心理满足而己。这里还得说一下当时存在于汉王朝直接控制区内的属国。在西北边陲之地，还设置一些属国。这种属国和前述的附属国不同，它是用来安置投诚归附的游牧民族的，当时的河西地区，就有金城属国，酒泉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这些属国约相当于今之中国境内的“自治县”，“自治州”。它和郡县并存，但互不统属。朝廷在这些属国设属国都尉进行管理 这种”差序疆域” 的治理模式就是汉及汉以后历代王朝所认为的理想的”天下秩序”。 汉武帝开通汉道，是为了经营西域。所谓的经营西域其实质是领土的无限扩张，满足帝王天下一统，四夷宾服的政治需求。这种政治文化如果和帝王个人的私欲结合起来，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而这种结合，在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话语中又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朕即国家，国家即朕” 。
汉武帝派李广利两征大宛，就是汉武帝帝王天下观的恶性膨胀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出于汉武帝个人恶劣的情欲。他是要去西域搜罗更多的奇珍异宝，如天马，大鸟卵，西域善眩人等等，以满足其穷奢极欲。 第一次伐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属国六干骑应就是从河西各属国征发而来。这本身就带有歧视性质，这是驱使属国子弟去岁炮灰。至于数万的郡国恶少那就是从全国抓来的，说他们是恶少年，是品行不端的人。他们真的都是“恶少”？ 你信吗？统帅李广利则是宠姬李氏的弟弟。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刚到大宛的边境就被击溃了。两年时间，队伍撤回到敦煌时，还剩“十之一二”。数万年青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成了西域道上的枯骨。第二次伐宛，“出敦煌者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骆驼以万数”。第一次伐宛，设置了酒泉郡，修筑了令居以西的汉塞。第二次为伐宛“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以致使“天下骚动”。汉武帝一方面派出大军征伐大宛，另一方面又大兴土木修筑河西汉塞，以至于到了“天下骚动，”动摇国本的程度。你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意图？别告诉我他在下一盘什么大棋。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天子好宛马”，是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十分喜欢好马，起初” 得神马于渥洼水中” 。是屯田敦煌的南阳新野暴利长发现当地野马中有形态资质与内地马种不同的“奇导者”，捕获献上，被称着“神马”“天马”。后来张骞出使乌孙，带回的马又被命名为“天马”。在伐大宛得到了更为骠悍健美的“汗血马”后。便把乌孙马改称为 ”西极” ，将大宛马称为” 天马” 。李广利两次西征以后，由于 ”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满足皇帝的天马爱好成了中西交往的外交主题。”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及望“。汉武帝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天马情结呢？因为在中国上古时代，天马被赋与了天神的神秘意义。”天马从西北来”， 是上天的神秘启示，是皇帝的崇高德行和一统天下正当性的体现。汉武帝的,<< 西极天马歌>>这样写道，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天马西来”被上升到受命于天，威服四夷的政治高度，他能不丧心病狂地追求天马？西域蛮夷不愿贡献天马就是对天子权威的挑战，就是对“天下秩序”的挑战，那么通过战争的手段去恢复这样的秩序就顺理成章了。古代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是一家一姓的天下。皇帝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宣示其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那就是’’受命于天” 。所以，历代帝王都垄断了祭天的权利，即和天神沟通的权利。对上天和祖宗的祭祀贯穿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整个中国古代史。无可讳言，汗血马骠壮的形体，优美的姿态，威灵而奇异的风神，也对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诱惑。把汗血马当宠物，是绝对时尚而豪奢的爱好。所以他不惜牺牲十几万国人的生命，不惜全国陷入“骚然”，赌上国运去追求。现在，我们的一些论述，完全忽略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说什么马是当时的战略资源，汉武帝伐宛，是为取得良马以改良汉朝军马的品种，增加军队的战斗力云云。这样的战略意图，不见任何史书有明确的记载，都出于大小专家的附会和想当然，而汉武帝为追求“神马，天马“不惜劳师远征，一战再战倒是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在冷兵器时代，马确实是战略物资，当时汉朝对马政十分重视，养马规模很大，国家在河西及西北边地设有马场，养有数十万匹马。这些马很多都是来自匈奴草原和乌孙的善马，马的品种并不差。要说改良马种，李广利远征大宛也只是“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出征时浩浩荡荡的队伍，回来时，“入玉门关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这其中还有几匹善马？靠这数十匹善马就能改良马的品种了？从他只在”离宫别观”旁种了一些汗血马爱吃的苜蓿来看。汉武帝通过战争掠夺和使节来往所得到的天马数量更是有限的。他耗费巨大国力弄回来的汗血马，只是他的宠物而已，不可能用它去改良马种。说李广利伐宛取天马是汉武帝的正确的举措，真是无稽之谈。数万将士及比将士更多的民伕却因为“天子好宛马”而永远地葬身在了沙漠道上，血洒在西域荒城之下。 在李广利伐宛后，“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得到天马后，汉武帝追求西域奇珍异宝的脚步并未停息。追求威德遍于四海的脚步并未停息。一直到他的晚年，他沒有力气再去折腾的时候，大汉朝被他折腾得千疮百孔，民怨沸腾，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再也无力支撑他恣意妄为的时候。才停下了折腾的脚步。当桑弘羊等一干大臣上书建议他说，西域轮台有五千顷可以垦殖的土地，可以“募民壮健敢涉者，益垦溉田”。并派出部队保护。“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这一次，他不得不否决了大臣们的建议，并下诏对自己过去在开拓西域，抗击匈奴问题上的一些任性的行为作了检讨。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就是所谓的“轮台罪己诏” 。从此后，汉武帝不得不改弦易辙，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即使下诏罪己，他也是避重就轻，把责任大都推给了大臣。到汉宣帝时期，汉朝还是在轮台屯田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并在西域楼兰至龟兹修筑了亭障烽燧。这不是因为宣帝时汉朝更强大了，而是因为西域的形势和武帝时已大不相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小国是不是归附汉朝，并不取决于这些小国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汉朝和匈奴的搏弈。在匈奴势力强盛时，汉朝强行地经营塔里木盆地，等于是汉朝将与匈奴的战场放在了离本土数千里以外蛮荒之地，兵力的调动，后勤的供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之西域诸国的叛服无常，这些足以拖垮一个强盛的大国。汉武帝以身试险，造成了汉朝国力极大的耗损。甚至于在国内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所以说，汉武帝时经营西域的条件是极不成熟的。遗憾的是，汉武帝到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汉宣帝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匈奴在汉朝的不断打击和其内部矛盾激化的双重作用下，势力已大大的衰落，进而全面的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这时，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对那里进行全面的经营才有了可能。
汉武帝好四夷之功，穷兵黩武，热衷于开边拓土，以威服四海，固然与其政治意识形态有关，和汉武帝好大喜功，恣意妄为的个人性格，放纵个人恶劣的情欲有关，也和武帝的朝廷充斥着 “勇锐轻死之士，” 投机谀上之徒有关。一些荒腔走板的重大决策的形成都是君臣互动的结果。在经略西域的问题上，张骞的撺掇无疑起了很大的坏作用。国朝以来，在一些历史读物中，我们见识了太多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些专家学者津津乐道于汉武帝伐宛取天马表现的”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 ，津津乐道于”天马” 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的大汉精神，口口声声”大汉气象“是如何”雄浑闳阔” 。在现今的一些文艺作品中，更是把汉武帝的形象塑造得光彩照人。简直就是为国为民的一代好君王。乃至更有甚者，一些人竭力歌颂秦始皇，歌颂康熙大帝，雍正大帝，。歌颂所谓的历史上的中华盛世。这些御用的文人，他们在给民众进行历史教育时，故意忽略了，掩盖了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所谓有为君王们的本质。那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严刑峻法，视国家为私产，视人民为草芥。掩盖了那一个个盛世下人民的苦难与血泪。汉武帝的所谓文治武功，是以千千万万人民的白骨垒成的。人命在他眼里只是一根草，老百姓就是一群他可以任意驱使的牛羊，” 安平榨其力，战时用其死” 。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争。倾全国之力修筑西起敦煌，东到朝鲜半岛乐浪郡的汉塞。还动不动就征发数万郡国恶少；征发十几万二十几万甲卒，征伐遥远的塔里木盆及葱领以西诸国；动不动就带着十几万大军巡边，炫耀武力；连续不断地东巡海上，寻求神仙，一次次被骗而不醒悟；动不动就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移民，把山東的富户豪强迁移到关中，把穷苦百姓迁移到荒凉的边境。在这些重大行动中，也只有对匈战争具有正当性。在汉代，人口是极为金贵的，人就是生产力。而汉王朝乃至整个封建集权制社会，对广大人民制度性的暴虐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汉武帝为实现他威霸四方的个人意志，不惜民命，耗损民力，苛暴几乎涉及帝国内的每个家庭。 当今之世，为历史上一干大帝大唱赞歌沉渣泛起，说明我们的历史叙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我们的一些历史学者，以现代极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叙述历史。认为王朝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帝国的所谓强盛，就可以剥夺人民的自由与生命，用人民的血肉之躯来成就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四夷之功。这样的历史叙事和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完全相悖，为文明社会所不容。汉武帝不去经营西域，对后世的中原王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历史无法假设。而己经发生的历史却悲惨而又令人窒息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把史书上无数鲜活的生命看着冰冷的数字，而把秦皇汉武当作血肉丰满的英雄来顶礼膜拜，这样的历史叙事是何等的荒谬？这恐怕不只是一些人的认知问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使人细思极恐。孔子的时代知识分子就知道”民为重，君为轻” ，就知道”民为邦本” ，在今天的社会用这种意识形态去叙述历史居然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倒退和悲哀。
这些无良的历史叙述者，如果生在那个“强盛”时代，他可能就是被强迫远征的“恶少”，可能就是征发戍边的甲卒，可能就是倍受歧视的“七科谪”中的一员，随时会被抓去服兵役劳役：可能就会被处以宫刑，扔进蚕室，任其挣扎，听天由命。你以为你是谁？这些人若穿越到汉武帝治下，还会歌颂汉武帝吗？你就是凭一支秃笔歌功颂德，挣得天大的功名，也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或只是因为皇帝心情不畅而被削官、夺爵、赐死，你的家人会世世为奴。你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盛世”吗？帝国威加四海了，小民却飘零无依。臭名昭著的暴君秦始皇汉武帝成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我们还谈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还谈什么唯物史观。这些美化封建帝王的御用文人们，他们愧对中华民族的先人。 政治文明演化到近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无任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哪怕是独夫民贱，取得政权后都要披上为老百姓服务的外衣，标榜其政权性质是代表人民的。而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以来，却都明明白白告诉你，江山社稷都是一家一姓私有的，或姓赢，或姓刘，或姓李。大清朝姓爱新觉罗。其他所有人都是一家一姓的臣仆。封建皇帝所有的内政外交措施，都是为维护其个人统治服务的。他们头脑里国家和人民的概念和现代社会人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好皇帝。中国古代所谓的盛世，都是统治阶级的”盛世” ，人民只是”盛世之牛马”，亦是盛世之炮灰。遗憾的是当今的读书人连这一点都没有读明白。这种或出于某种不良动机美化、歌颂封建帝王，是没有良知和道德底线的表现。是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反动。宛马西来，满足了汉武帝追求西域珍奇的欲望，却没有给汉民族带来繁荣与兴旺，给人民带来安宁与幸福。当代人把 ”天马” 当作一种文化象征，赋予它志向高远，视界雄阔的英雄主义的大汉精神，只是文人们的一种意淫而已。
河西汉塞，它给我们留下了二千多年前的沧桑记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写满了我们民族的哀伤。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