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寻踪，书页回响——重读《儒林外史》，思今之“不为”之弊

人民读者

       在深冬时节，我随扬州中旅的团队，踏入了安徽全椒的吴敬梓纪念馆。面对那尊铜像，我蓦然发觉，这位三百年前被称作“败家子”之人，其目光竟比当下诸多人士更为澄澈。他冷峻地凝视着往来游客，仿佛在质问道：那个被你们嘲笑了百年的“儒林”，果真已不复存在了吗？怀揣着这一疑问，我于明月湖城市书房翻开了那本已然泛黄的《儒林外史》。书页之间，范进的狂笑、严监生的两茎灯草、周进的号啕痛哭……这些往昔被我们当作笑谈的情节，此时读来却如重锤般强烈地震撼着心灵。鲁迅先生称其“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我却从那笑声背后，体悟到一种更为深沉的哀鸣——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讥讽，更是对一种畸形制度的批判。然而，当我们认定科举制度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时，可曾想过，另一种形式的“异化”正在悄然上演？那些书中未被着重渲染，却隐含于字里行间的“不作为”与“不敢为”，在当下，是否已改头换面？
        鲁迅推崇《儒林外史》为讽刺小说的开山鼻祖，因为它敢于直面并揭露制度的荒唐。吴敬梓当年在书桌下拴蚊子，还开玩笑说这是“八股细绳”，简直是把科举制度当猴耍。他既是局中人，又像旁观者，笔下的人物才那么鲜活：周进在科举考试中屡遭失败，六十多岁仍为童生，生活穷困潦倒，受尽士林人物和市井小民的轻蔑。在贡院参观时，他因绝望而撞号板痛哭，体现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精神摧残。范进则是一个热衷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一生致力于科举考试，直至五十四岁才中秀才，中举后因过度喜悦而发疯，这反映了科举制度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严监生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节省灯芯，揭示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的节俭和对物质的执着。这些人物并非纯粹的坏蛋，而是被科举制度逼迫至变形。鲁迅说的“秉持公心”，就是他骂人不带脏字，却直戳制度的痛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是让人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王冕拒绝做官，说“一为官身，便无自由”，听着是洒脱，其实是无奈。这种“冷眼热心”之态，令人观后心中五味杂陈。
        《儒林外史》没有主角，就像鲁迅说的“集诸碎锦”，拼出了一幅儒林的众生相。它未聚焦于一人之故事，却处处皆在诉说着同一件事：功名可使人化鬼，制度能将灵魂蚀腐。自读书人至和尚道士，何人不心系升官发财之事？它影响了后来的谴责小说，也影响了鲁迅。吴敬梓与鲁迅，虽相隔百余载，却为精神之“战友”，皆以笔为刃，剖开民族之病根。
       可今天重读，我更在意那些书里没怎么写，却让人心里堵得慌的角色——不贪不占，却怕惹事，怕担责，遇事就往后缩的“清官”和“庸吏”。吴敬梓没多写他们，却把“礼乐兵农”的理想寄托在杜少卿、庄绍光这些“贤人”身上，反衬出敢担当的人太少。这与当下某些官员的“怯”态，简直如出一辙。
       现在反腐力度大了，贪官少了，是好事。可也有些地方“矫枉过正”：监督太严，问责太宽，容错太少，搞得一些干部像踩着雷区走路，生怕做多错多。他们不是不想干，是“不敢干”；不是干不了，是“不敢担”——没了闯劲，也没了人情味。就像《儒林外史》里那些战战兢兢的“标准士人”，只是现在的“紧箍咒”从八股变成了文件、流程和追责。
       这种“不作为”，其实是另一种“异化”。昔日之人被功名驱为“科举奴”，今时之人被制度缚作“程序傀儡”。恪守“不出事”的底线，却遗忘“干成事”的使命；将“守规矩”异化为“不干事”，把“避风险”曲解为“保平安”。虽然没贪污，却误了正事。就像《儒林外史》里说的：制度的荒唐，不在于只出贪官，更在于把好人都逼成了哑巴。
        鲁迅曾言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然今时之“士林”早已延展至整个治理体系。倘若监督仅着眼于“挑错”而罔顾“激励”，只计较“问责”而漠视“容错”，那么再好的制度终将沦为枷锁。真正的制度，既要让贪官不敢腐，也要让好官能干事。若吴敬梓生于当下，恐非仅写范进发疯之状，更当刻画基层干部因改革被问责而最终选择“躺平”的悲剧。
       重读这本书，我恍然大悟：文学的魅力不在于给出标准答案，而在于抛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吴敬梓用辛辣的讽刺让人瞬间清醒，鲁迅用振聋发聩的呐喊唤醒整个民族，我们今天也得用深刻的反思来激发每个人的责任担当。监督这根弦得绷紧，但激励和容错机制也不能落下，要让干部们既能干得“清清白白”，又能充满“热气腾腾”的干劲。三百多年过去了，科举制度早成历史，但“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这句话至今仍有道理。我们是不是还在为那些虚名头衔焦虑得不行？是不是还有干部因为害怕犯错而畏首畏尾？鲁迅的话既点明了文学的使命，也照见了现实的困境。现在的问题是——在把监督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同时，我们还能不能保持改革的勇气和为民的初心？这或许才是对吴敬梓和鲁迅最真诚的致敬。以上纯属个人看法，大家别太较真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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