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隆洵好运连连

wuchen

作者：巫晨

笔者在寻找仪征道光年间探花谢增资料时，发现了另一位仪征进士胡隆洵的故事，很有意思，故作以下读书笔记。

胡隆洵是仪征人，同治元年（1862）进京赶考时，投宿扬州会馆，因家贫未带什么行李，掌班说，没有行李的不接待，让他去找值年，这一年的值年为陈六舟中丞（详见《父子传胪陈嘉树陈彝》），胡隆洵前往陈六舟府上拜谒，陈六舟听说是家乡来的考生，就拿出纸笔，看看他写文章的水平，觉得一般，就对他说：“如果要应试，非用功不可。”于是把他留在府上，督促他的功课，亲自修改他的文章。

有一天谢增（详见《探花谢增》）来访，看见陈彝家有个陌生人，就问：“这是谁呀？”陈六舟说：“这是我们仪征来京城应试的考生，但是我看他的水平一般，恐怕不能考中。”就把胡的文章拿给谢增看，谢增看过后说：“这文章能中，如果是其他人则没有希望，而这个胡隆洵不一定要好文章，你以为一定要文章好才能考中啊？”两人拍手嬉笑，等谢增一走，陈六舟说：“这是谢老前辈开玩笑呢，你年轻人不要当真。”这一年是同治改元，有壬戌（1862）恩科，顺天乡试秋闱后，胡隆洵果然报捷。

胡隆洵中举后，意得志满，终日应酬奔走，没时间备考会试，陈六舟督促、斥责，他也不能改正，等到癸亥（同治二年，1863）会试，首题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怀宁杨礼南学士（杨秉璋，1832-1869，字礼南，号峨士，一号宜伯，怀宁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四川学政）为同考官，已经撤堂了，同考官中有个叫孙观（？-1889，字国宾，号省斋，舒城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的，与杨礼南是同乡至好，他极力推荐一张佳卷，作为补荐，拉杨礼南也做个补荐，杨不得已，随手拿了一张已淘汰的卷子，加上游批，陪孙观一起上堂，谁知道孙观推荐的被拒绝了，杨礼南推荐的得中了，这张卷子考生就是胡隆洵。

放榜以后，各位考官照例先将自己的门生试卷再看一次，杨礼南看到胡隆洵的卷子，大吃一惊，这个水平太次，我推荐他实在羞愧，砸自己牌子，可是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反悔了！有人问怎么啦？杨给他看其中二句比起句，起句是：“盖在夫子”，比句是：“而在民也”，两人都不觉大笑。

因为会试结果无法更改，所以杨礼南只能在今后不将胡隆洵列入本门子弟录，胡隆洵觉得我行过师生之礼，你不让我进你名录，是瞧不起我，从此没了师生感情。胡隆洵被录用为主事分吏部，后升至通政司参议，应验了谢增之言。

【胡隆洵书法】

赵光（1797—1865，字蓉舫，昆明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恪）掌管刑部二十年，多次奉旨出京巡查，又办了几次外省的大案，积累资产五六十万两。他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长女和次女都嫁人后去世，三女儿还没出嫁。赵蓉舫病故后，还留下三十余万的财产，都由三女儿掌管，嗣子只得到少许。

有一天，赵三姑娘去拜见万青藜尚书（1821-1883，字文甫，号照斋，亦号藕舲，九江府德化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敏），她说：“侄女已经年过三十，求伯伯给我介绍个夫婿，要求有三条，一是原配，二是少年翰林，三是世家子弟。”万尚书说，这个条件难找哦，正巧有个仪征的胡隆洵，出身贫寒，刚刚乡试、会试连捷，授吏部主事，是我的门生，尚未婚娶，就介绍这位吧，不过呢，胡隆洵只符合你提出条件的一半，如果你不同意，我也就不问了！赵三姑娘不得已，就同意了，和胡隆洵结了婚。

胡隆洵一夜暴富，尊重妻子如同对天帝，而赵三姑娘对丈夫如同对奴隶。这个就不用细说了。

赵蓉舫在世的时候，有两块玉佩，都像手掌那么大。一块是透水玻璃翠，一块是双桃红碧玺，非常稀少，朝中的大员们无人不知。现在三姑娘出嫁，两块玉佩归了胡隆洵，某天，他佩戴两玉到了公署，非常惹眼，一青年同僚说：“明天我揶揄他一下。”第二天，胡隆洵进了衙门，这个青年快步上前，半跪请安说：“大人一向安好！”胡隆洵赶紧说：“不是，不是！”青年抬起头来说：“我看到玉佩，以为是赵大人复活了，原来是你呀！”众人哄堂大笑，从此，胡隆洵不敢再带这两块玉佩了。

赵三姑娘结婚几年后就死去，无子。胡隆洵再娶，也无子，过继了侄子当义子。胡隆洵死后，数十万的资财和米市胡同的大宅，都归他弟弟了。

上面的文字是胡隆洵的传奇故事，其实胡隆洵也做过正经事的，《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刑法二记载：

“惟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嗣军务敉平，疆吏乐其便己，相沿不改。光绪七八年间，御史胡隆洵、陈启泰等屡以为言。刑部声请饬下各省，体察情形，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嗣各督抚俱覆称地方不靖，碍难规复旧制。刑部不得已，乃酌量加以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自此章程行，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讫未之能革。”

这段文字表明，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地方督抚获得了“就地正法”的权利，可以先斩后奏，战争结束后，这项权利依然沿用，胡隆洵（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于光绪七年（1881）上书，建议将这项权利收归中央，刑部征询各地意见，各地纷纷表示反对，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是中央出台了《就地正法章程》，明确了地方仍有权实行“就地正法”，只是实施对象要限制在“土匪、马贼、游勇、会匪”。

吴庆坻《蕉廊脞录》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三日，京师水灾，宛平、通州、顺义尤甚，朝廷决定，先在六门外酌添粥厂，并于孙河、定福庄、采育镇、黄村、庞各庄、卢沟桥六处一律添设，加恩赏给京仓米一万五千石，即行分领煮散，以资急赈，著派志颜、李端遇、胡聘之、胡隆洵、景沣、徐承煜分往孙河等六处稽查弹压，妥为监放，胡隆洵旋因病出缺改派李鸿逵前往。

姜鸣《一时耆旧凋零尽》一文，研究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瘟疫，统计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醇亲王奕譞等晚清重臣，均在这年作古，其中提到，“自今秋以来，米市胡同之南海馆中造一亭，巷中死丧相继。通政司参议胡隆洵、大理寺卿冯尔昌、礼部郎中周芳朴及尚书（潘祖荫）而四，皆比屋而居，百日之中，门皆白垩，此盖坊巷衰替凶气偶锺，若归咎区区一亭，不足信也。”

胡隆洵官至通政司参议，所以人称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俗称）。他遇到了好人陈六舟，遇到了预言家谢增，遇到了马虎的杨礼南，成了进士。遇到了万青藜介绍对象，娶到了千金小姐赵三姑娘，可谓好运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