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云山》一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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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仪征原文化局老同志孙庆飞先生的委托，发表“关于《大云山》一书的认识”一文，为了方便阅读，在文后将孙老2011年委托巫晨发表的“盱眙大云山1号墓主人历史研究探讨”一文附后。关于《大云山》一书的认识

作者：孙庆飞

《大云山》这几年炒得比较热，尤其是目前江苏文物考古界谈得比较多的话题。现在我发表一点认识，请大家关注讨论。《大云山》一书副标题：“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由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编著。我的认识是江都王的墓葬，不可能埋在盱眙大云山，一是江都王刘非以广陵郡为中心，开展政治、经济和对外活动，怎么可能去盱眙大云山去选择墓地？以董仲舒为相，而董好营造之学，在广陵郡造了甘泉宫、江都宫。其二，全国汉代帝王和诸侯王的陵中只有西安茂陵、仪征新集庙山是覆斗形，其它就基本没有了，这也很说明问题。其三，扬州的北部和西部有天山汉墓，甘泉的双山汉墓，庙山的西汉墓，怎么说《大云山》是江都王刘非的1号墓？其四，吴王刘濞葬在庙山，也不可能。吴王刘濞在汉景帝时是吴楚七国之乱的头，被汉景帝组织武装力量镇压后，逃往现今镇江的谏壁，点一下他身边的将士只有几千人，那么他为什么向镇江谏壁逃？因为刘濞中心在丹阳一带，他感到无颜回到丹阳老家一带，就自杀身亡。墓在谏壁离江很近的地方，后塌入江中，《史记》有记载，难道今人比司马迁更了解刘濞的历史？正是所谓专家、学者讲了仪征市新集镇庙山的历史，《史记》一〇六卷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有记载，《汉书》也同样有，但是他们说是吴王刘濞的墓，害得连扬州的润德菲尔庄园的说明词都改了，同时对仪征博物馆文物也是乱鉴一气，其实都是错误的，此话我就不讲了。这是历史研究中的笑话。关于“淖姬”和“黄肠题凑”的问题，关于“淖姬”首先要讲《大云山》一书中一直未提，但各种媒体在报道大云山挖掘过程中提到过，一下说挖到“淖姬”的耳杯，又说挖到“淖姬”的鼎，这里是江都王墓等等。我正是基于这一点，自费到发掘现场看一下，并且告诉同行的人这不是江都王刘非的墓，其理由很简单：《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中详细记载，西汉江都王刘非去世后，其子刘建在为其父刘非服丧期间，就与“淖姬”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为“淖姬”又年轻，又漂亮，又善歌舞，刘建十分看中她、西汉武帝的文武大臣知道这件事后，上书西汉武帝，要杀掉刘建和“淖姬”，西汉武帝未同意。后来刘建参与了淮南、衡山两诸侯王造反，并与自己的妹妹通奸，西汉武帝派大臣去审讯刘建，刘建对自己所有罪行都招认，后畏罪自杀而死，这时“淖姬”没有下文。淖姬是江都王刘非所宠爱的姬，对她的赏赐就比较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她逃到其他诸侯王国肯定死路一条，只有盱眙才能保命。此事可以证明“淖姬”没有逃出江都王诸侯国。最后证明“淖姬”的落脚点是盱眙，所挖掘出未成套带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数量也不多，那是盱眙侯收了淖姬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所致。从而进一步证明盱眙的大云山不是江都王刘非的墓。

【大云山铭文漆器淖氏】黄肠题凑制作很复杂，每一层木材必须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取下，制作后其收缩率都一致，所以它的成品有墨书的年号、月份、编号等，中间根据夹缝的大小打入黄色的柏木心，这才叫黄肠题凑，便于安装。扬州大学文物工作者的研究做了这项工作，对扬州汉广陵王博物馆的刘胥黄肠题凑已做了统一的扫描，研究其树种，制作时间，多少方木材等，这个工程量也不小。而《大云山》一书所挖之墓也是黄肠题凑，值得研究，一是没有墨书题记是怎么造出来？二是按标准，它不是诸侯王结构，没有柏木打入心的证明。这都没有做到，能称黄肠题凑吗？显然是不对的，这个墓不是黄肠题凑。

【神居山黄肠题凑】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也不是西汉时江都王刘非生活的年代，只要搞汉代文化研究的人，都知道汉代早期出土器物的组合是鼎、瓿、壶、合，而所挖的大云山1号墓没有瓿的组合，出土的鼎、壶、罐、合的组合，其中有些腿很短，甚至腹部变长，平凹底。出土的铜镜主要是连弧为主，有的出现了文字，有的是实沿宽边，这也到了西汉晚，与西汉江都王刘非生活时间对不上号，能说是西汉江都王1号墓吗？没有玉衣，也与江都王刘非的身份不符，而且通篇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西汉江都王1号墓这样的大问题，没有对比的结语或结论，这能说是西汉江都王1号墓的发掘报告吗？详细情况可参照1992年4期的《考古学报》“仪征张集西汉墓”的考古发掘报告，用排除法定下庙山是江都王刘非的墓，有它的科学性。而《大云山》一书谈科学性就差了。我们要相信科学，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扬州文物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要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大云山》一书的错误，搞好扬州的文物、文化研究，高举习近平“四个自信”旗帜，尤其是文化自信的旗帜，做好本职工作。

孙庆飞著

注：这是通俗版，详细的文稿以后再发。

附：

盱眙大云山1号墓主人历史研究探讨

孙庆飞

盱眙大云山汉墓主人由于新闻报引起学术界和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大云山汉墓主人身份确定的报道，有轰动效应。之前的报道，墓主人身份不断更换引起了我的关注，于去年10月22日专门去大云山汉墓考古现场进行学习调研，现对大云山汉墓主人及时代问题提出6条意见，求教于有关专家商讨。盱眙大云山1号墓主人不是江都王刘非一是历史上有三个江都王，第一是刘非，第二是刘建，第三是王莽篡位时恢复的江都王，（此人名字不详）《汉书》记载刘建继位江都王后，其弟刘定被汉武帝封为盱眙侯。刘建只有一个女儿刘细君，由于刘建造反，江都国除，刘细君7岁到长安皇宫为奴仆，15岁时远嫁乌孙国，再也没有回家乡过。而刘定由于是汉武帝亲封侯，只对中央政府负责，只是地域上属江都国，不属刘建领导，直归中央政府管理。后代沿袭，所以王莽篡位时所封江都王是刘定的后代，这就是第三个江都王。二是从墓葬形制上看，大云山汉墓规模不可同北京老山、河北大堡台，扬州广陵王刘胥墓的黄肠题凑相比，因为大云山汉墓只是在墓室的中心，围绕棺室外放有长不到3米，宽不到2.5米相当于黄肠题凑的结构，外墓壁四周是竖的木板护壁，这不能叫黄长题凑的结构。整个墓穴在10×10m之下，也不符合诸侯王的标准。三是在墓葬外形上，只有西安的阳陵、茂陵和庙山地上部分是长方覆斗形，这三墓为何外形上如此一致？这同董仲舒有极大的关系，董仲舒先为景帝服务，后到江都国为丞相，最后又回到汉武帝身边。茂陵陪葬墓东边为董仲舒，西边为霍去病，而《汉书》记载董仲舒此人好营造，精易学推算，所以这三座墓连朝向都是一致，汉代帝王、诸侯王陵，没有同这三座墓地上外形一致的；再是从考古出土文物器型比较上分析、大小云山出土的釉陶器同西汉早期有很大区别，如壶没有高圈足，腹部较圆，不是半球状，有的甚至是环底或平底，这是西汉中期的文化特点，鼎的兽蹄足比较粗短，一反西汉早期的细而长的特征，如《扬子晚报》所登铜鼎的蹄足便是明证。所出土铜镜虽有西汉早期纹饰特点，但一反早期铜镜镜身薄、底纹细密的特点，铜镜沿部也起变化，只能是西汉中期偏早的特点，同江都易王刘非所处年代挂不上号，至少相差30-40年左右。四是关于出土的铜犀牛，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墓，紧靠主墓之北出了一件贴金提梁卣，经南京博物院张敏先生鉴定为真品，其盖的捉手同大云山所出犀牛造型基本一致，1997年我征集到此文物时，曾专门去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搞清了出土位置，又征集到一件玄武朱雀铜灯，这一带墓葬为西汉中期偏早。（可阅读1987年《考古学报》“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墓”）从大云山到龙河烟袋山为什么会出如此造型一致的物件呢？《汉书》记载，刘建准备造反时，派人到越国繇王闽候处送上锦帛奇珍，繇王闽候亦还送了细布、香草、犀牛、犀牛皮甲、翠羽、小熊猫等奇珍异兽。所出犀牛物件应该是在刘建时代南方送来之物。五是关于庙山江都王陵，已经严重被盗。为此事从2005到2008年我向有关方面反映，未能听取意见，及时采取措施而造成恶劣后果。在2008年5月26日由于我向仪征市委宣传部举报了此事，市委宣传部要求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结果消息泄密，当晚至第二天我、及向我提供情况的人均接到威胁电话，有的知情人甚至吵到我家门上，认为你已从2004年下半年已退下休息，不该过问此事。全部都被封了口，公安局难以侦查。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庙山被盗后，知情者告诉我，他亲自目睹一件青铜贴金朱雀灯，朱雀腹部有大量铭文是刘建专为其父刘非所造，歌功颂德，其落款为刘建名字，高达0.8米左右。为了谋取高价，专门请人译读铭文，此物后转至溧阳天目湖，卖给一位苏州富商。庙山在2003年1月和12月两次被盗，均是采取定向爆破方法，为了搞清被盗情况，仪征公安局黄如久同志，扬州考古队印志华同志连同我先后四次深入盗洞进行探查，情况是顶部西北角盗坑距中部偏东盗坑斜线距离13.7米，中部偏东盗坑距庙山顶东部边线8.3米，计算出来庙山墓东西长18米，南北长32米，证明张治天教授对庙山勘察的数据准确性。我在西北角盗坑的底部用手工铲向北剔除，出现了黄肠题凑的结构，从坑口到地下的上盖板深度为11.27米，双层盖板厚达1米，在底部还收集三只瓿的扁足，拼起来，此物器型巨大，腹直径达2米左右。2009年开春发现庙山顶部有三个盗坑，犯罪份子并未掩盖，这证明主墓室已被盗空，文物工作者无一人深入盗洞进行探查，只有仪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黄如久同志背着氧气袋，用临时接上的电源深入盗洞底部拍了一组摄像短片，我十分佩服黄如久同志不畏艰险的工作精神。从盖板到底部高约6米，12个边厢，11个被洗劫一空，1个由于泥水沉积不好进入，主墓室被塌下的泥土木材所压，无法窥其全貌，底部积水0.4米左右，很可惜未能以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拍摄。此案后由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破获，据传说安徽警方缴获了庙山出土32件金，贴金、镀金青铜器，不少器物上有铭文，器型较大，但我们是难以见到了。六是关于铭文问题，仪征新集镇张集团山的陪葬1号和6号墓都有大量带有文字的漆器残片，其文字内容“王府、内府、外府、外橱、内橱、东阳、江都国□郡”等，这20多个有文字的残片，1999年11月由南京博物院技术部张姓女士带去作脱水处理，不知到现在是否送交仪征，可读1992年《考古学报》4期“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发掘报告和1997年《仪征年鉴》来参考。而大云山所出“江都密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铭文银盘我承认是江都国之器，但是不能证明墓主人是刘非，而银盘上的铭文同“廿一年南工官容三升”漆卮，“廿二年南工官”漆盘和“廿七年南工官”漆耳杯有区别，没有“江都”二字，“南工官”字的多次出现，有很大可能为盱眙侯刘定所设的工官作坊，其年号更不可以用刘非在位时间来套用。因为刘定在位时间长，在元狩2年即公元前121年江都国被除设广陵国，盱眙侯所管区域已不在广陵国地域之内，见于《广陵国玉器》一书所登广陵国疆域图，这种年号难道不可以是刘定自己的纪年吗？

【大云山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综合上面所叙述，从出土文物到墓葬规模的比较，是我多年对汉墓考古知识学习的积累，持一家之言：盱眙大、小云山汉墓群应是刘定家族墓。由于刘定同汉武帝是叔侄关系，也是刘非唯一传下的嫡子，在墓随葬品方面，一些用到诸侯王的级别是完全有可能，出带“江都国”文字器物也比较合理。从科学分析出发，只有对庙山汉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才能确定盱眙大、小云山墓主人的真正身份，也是对汉文化在江苏的历史学、工艺水平高度、生产力的发展突破性论证，我坚信庙山墓主人是刘非，不动摇。通讯地址：仪征市博物馆联系电话：051483271321此文2011.6.17受孙庆飞委托发表在仪征政府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