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尚义真人 于 2023-5-26 16:52 编辑
学贤， 我们不但要保全生命，并且还要尽可能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使得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希望。我不但平安地活在世上，并且活得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前途。一路跋涉尝到有生以来未吃过的苦，但是它并没有把我们磨析得垂头丧气。我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家，决没有一刻忘记了你和孩子，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是谈不到快乐的。上次在汉口巧遇耀礼表弟，听到女儿阿迷夭亡的不幸消息……我没有勇气去告慰你，学贤，咬着牙齿吧……阿迷永远在我的脑子里，她永远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最爱的女儿。新孩子既然健壮，但亦望多多爱惜他。一个孩子死了没有见到爸爸，一个孩子生了也见不到爸爸。学贤，我们眼泪没有办法止住了，我不能再写了，最后为我好好侍候祖母、外祖母、父母亲。方便的话，望你寄点相片来，家里人的、你的、孩子的都要。 铭，挥泪写成，八月四日。
这是陈素（陈德铭）烈士在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的1938年8月初，距离他牺牲约两个月前，从湖北浠水于戎马倥偬中给扬州妻子李学贤寄去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80多年前的信写得十分平实，字里行间透露深厚的忧患意识、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不屈的乐观精神。他对子女的关爱、对妻子的牵挂和对老人的孝敬，至今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感慨万千。 陈素，原名陈德铭，号素风，祖籍安徽桐城，1915年6月14日出生于扬州一个没落盐商家庭。1921年至1928年，先后在扬州实验小学、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初中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其他同学一道创办了《夜枭》《地硫》等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 其后，1929至1931年转到镇江中学读书，并担任了镇江中学学生会学术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因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再次被学校开除。 不久，陈德铭到了上海。先在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毕业后，进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方面参加“左联”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写下多篇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在《申报》和《时事类编》等刊物发表。在上海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频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当局追捕，1934年不得不返回扬州。 陈德铭与李学贤大概相识于这一时期，陈德铭比李学贤年长三岁，他始终像大哥哥关爱小妹妹一样呵护李学贤。1935年秋，21岁的陈德铭婚后远赴重洋，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深造。在日本他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思想文化沙龙，关注国内时局发展的最新动向。 日本学校有放春假的规定，各大学和学部具体的放假时间不同，通常在2月底到4月初，4月10日一般是新学年的开始。1936年春陈德铭回到扬州度假，这期间夫妇俩还与江世侯（上青）、庄寿慈泛舟瘦西湖。江世侯曾填词《一剪梅 丙子仲春与素风夫妇寿慈游瘦西湖》记之： 收拾雄心伴兴游。舟上盟鸥。湖上归舟。几人漂泊几人秋。昨日乡愁。明日离愁。 空有烟波眼底收。柳弄温柔。萍逐风流。闲情误了少年头。醉里扬州。梦里扬州。 农历丙子仲春，即1936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素风，是陈德铭的号，寿慈，即庄寿慈，扬州人，当时在镇江县立实验小学任教。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好友，还是街坊。据陈德铭弟弟陈德钧回忆，“当年，我家在扬州东关街谢家巷13号，与江上青、朱自清故居近在咫尺。江上青、江树峰、朱迈先、李寿安、莫璞、庄寿慈、陈达祚等人经常来我家，是家中的座上客，也时有外地来客。” 江世侯（上青）自1928年底在东关街江家桥家中第一次被捕后，其父江石溪就搬离了江家桥，租住到东圈门16号，直到1933年9月22日（农历八月初三）在家中逝世，终年63岁。后因“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江石溪病逝时，江上青和生母正在附近仪征十二圩的扬子初级中学，母子既未能回去探病、侍奉，也未能回去奔丧、送葬。直到第二年6月辞去教职，应朋友之邀南游，后又携母辗转东海，经生母做主，于1935（？）年与姑丈朱右村的外甥女王者兰结婚，这年俩人都是24岁。1936年与陈德铭夫妇和庄寿慈结伴春游时，他正租住在东圈门的五福巷21号内的一处厢房。现该处房门前所立的两块牌子中，一块标明“王者兰故居”，于1958-1973年间曾在此居住，其养子曾两次前来探望；一块注明“1934-1936年间与妻王者兰也曾居住于此”。而现今安乐巷27号的“朱自清故居”实为朱自清父亲朱鸿钧居住，当时朱迈先与祖父住在一起。熟悉扬州大街小巷人都知道，这两地离陈德铭居住的谢家巷都很近，步行不到十分钟，后来甚至以陈德铭家为活动据点。 几个月后，暑假期间陈德铭又从日本短暂回到扬州，见到牙牙学语的女儿阿迷，初为人父的他十分高兴。据李学贤老人后来回忆：陈德铭在日本时经常给她写信，描写日本住屋的环境，“写得真好，像一篇篇优美的小说。我怀孕了，他来信教我孕妇应怎么走路、怎么睡觉、怎么营养。暑假回家与家人短暂相聚，见了孩子欣喜得彻夜不眠，哄女儿睡觉、换尿布，他的细心超过做母亲的。” 半年后的1937年初日本春假，陈德铭归来后，没有再回日本，留在了扬州，在其舅舅任校长的私立扬州中学(今新华中学的前身)当历史教员，并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日益逼近。8、9月间，扬州进步中小学教师等发起成立“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救会”），据当年的亲历者莫朴回忆：“具体筹建工作皆由陈素做的”。该协会有常务理事5人：卞璟、陈素、江上青、莫朴、潘树森，并共同推选燕京大学学生卞璟为主席，陈素负责对外联系。陈德铭的家就是他们的活动中心，谢家巷13号门前现在还挂着“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旧址”的牌子，虽然斑驳不堪，毕竟是残存的一点历史遗迹。陈德铭、江上青等人还编撰《抗敌周刊》，据李学贤回忆，由于办刊物没有经费，陈德铭还用了他们结婚的一对戒指。而比陈德铭小7岁的弟弟陈德钧也帮助做一些联络、交通、通风报信及《抗敌周刊》的校对、缮写、刻印等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由于形势日趋紧张，为了争取团结一部分积极力量，坚持工作，卞璟、陈德铭、江上青和莫朴等人商量，由23人及时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仍公推卞璟为团长，陈素（陈德铭）、江上青为副团长。随后于11月22日凌晨江文团从扬州出发，当天李学贤未能前去给陈德铭送行，成了她终身的遗憾。江文团途经仪征、六合、江浦和合肥、舒城，辗转安徽各地，人数不断壮大，他们以演讲、话剧、绘画为武器，唤醒民众，积极抗战。组织和联络能力极强的陈德铭（陈素）从初中起，就创办进步刊物，撰写文章，一直是“江文团”的中坚力量；自幼受到父亲熏陶的江上青，文学功底深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擅长油画的莫朴，一路上创作了大幅宣传画，解放后一直活跃在美术界，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美协主席等，是一位为绘画艺术奉献一生的艺术家。 1938年年初，“江文团”到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暂住地六安，陈素很快与中共长江局和安徽党组织接上关系，建立起“江文团”中共地下党支部，陈素任党支部书记，其他两人为朱迈先和江上青。其后，根据中共长江局“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集体参加国民政府第五路军(后改为国民政府军第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改名为“国民政府军第十一集团军政治部救亡工作策动二组”，卞璟仍为组长，江上青为副组长，陈素任总务部长。是年8月卞璟和陈素奉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董必武、李克农接见了他们，安排“江文团”成员到国军十一集团军三个师政治部去工作，并希望他们“服从分配，负担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 据说陈德钧回忆说，“随后，经过研究和上级同意，决定‘江文团’尽量少分散，除个别人被分到115师和170师外，多数被分配到131师和138师。我哥哥分到了131师，我被分到138师。浠水一别，成为兄弟永诀。” 陈素、朱迈先、江树峰等人被分配到131师政治部，陈素任131师政治部少校科长（任秘书兼政工队长），同时也是该部地下支部书记。9月底，131师在黄梅、广济一线阻击日军对武汉的进攻，损伤惨重，奉命转移大后方休整。10月初，伤病员可以先由团风（地名）乘船绕道前往，陈素身患疟疾本可随船前行，但他把方便让给别人，自己抱病骑马带队赶路，深夜行军至湖北浠水沙河镇附近，坐骑失足，跌入水塘中，不幸牺牲，时年24岁。 陈德铭牺牲的消息是江上青的弟弟江世伯（树峰）用部队快函寄给其弟陈德钧的。而他的妻子自从收到辗转寄来的陈德铭8月初的最后一封信，很长时间再没有丈夫的音讯，她就去江上青家询问消息，江家人每次都宽慰她，江上青也没有信，让她不要着急。没想到，在陈德铭牺牲不到一年的1939年8月底江上青在皖北小湾也遇袭身亡。1938年3月就在陈素的儿子出生的同一个月，江上青的第二个女儿也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呱呱坠地。在他牺牲的两个月前，他也给妻子王者兰写了可能是最后一封家书：“者兰如晤：前笺谅达。海天遥隔，魂梦为劳。两儿顽健，良是欣慰。明早将往外埠小行，两旬后返管。寄上拾元，聊尽心意。”他还给妻子写了一首深情款款的短诗《寄兰》，寥寥数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几个月后他不幸罹难时，他在离开家乡两三个月后在六安县桃溪镇结识的安徽籍“终身伴侣”王毓贞（后改名王韶）正在张集东南薛庄的薛端甫家生孩子（见《安徽怀远县志》580页）。令人痛惜的是，四年半后的1944年3月20日下午，日军飞机轰炸扫射苏皖边区党委驻地半城（现属泗洪），王韶被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第二天不幸牺牲，年仅32岁，葬于半城。原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公安局长刘瑞龙同志亲笔写的‘关于追认王韶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证明’中说：王韶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勤勤恳恳，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同志，应追认为革命烈士。”（见安徽怀远政协《王韶同志事略》）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同“江文团”大多数成员一样，陈德铭自1937年11月22日告别妻子女儿和家人离开扬州，到1938年10月在湖北浠水牺牲，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长途跋涉，转战各地，组织民众，宣传抗日，走过高山大河，历经千辛万苦，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行程近2000公里，尤其生前的最后一两个月，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斗在抗战第一线。这封最后的“与妻书”写于1938年8月4日，农历戊寅年是闰七月，这应该是他和卞璟奉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李克农汇报工作以后，信中没有提及他的实际情况，却充满了乐观和顽强的精神，以告慰妻子。大难当头，匹夫有责。他服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和分配，不嫌官小位低，不计劳苦得失，只要对抗战有益，总是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多做工作，为负担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发挥更大作用。尽管生活艰难，形势紧迫，战斗激烈，他仍感到“活得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前途”。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陈德铭与妻子感情甚笃，无论在日本学习、在苏皖各地宣传抗日，还是在湖北抗战前线，他心里始终装着妻子，始终忠于妻子，从信中不难感受到他对妻子炽热的关爱，这种看似平淡的语言，胜过任何言不由衷的誓言和诗词：“我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家，决没有一刻忘记了你和孩子，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是谈不到快乐的。” 陈德铭出生在一个老式家庭，家境虽不富裕，但家庭和睦，绝无夫妻反目、父子龃龉、兄弟阋墙。1937年深秋，当他告别家乡与亲人时，家里除了妻女，祖母、外祖母、父母亲也都健在，他时时想念着他们。在他离开扬州三四个月后，1938年3月儿子陈友三诞生，6月女儿阿迷夭亡，这一喜一悲的消息令他十分感慨，却又显得十分平静，但他内心的波澜跃然纸上，每读到此，都不由人泪眼婆娑：“新孩子既然健壮，但亦望多多爱惜他。一个孩子死了没有见到爸爸，一个孩子生了也见不到爸爸。”为了抗战，为了国家，他背井离乡，风餐露宿，转战南北，但他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家，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妻子和孩子，“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是谈不到快乐的。”因此，他不但关照妻子“好好侍候祖母、外祖母、父母亲”，而且要妻子方便时给他寄点家人的相片，可见家庭在他心中的地位。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那个“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年代，又有多少白发人送走黑发人？ 陈德铭最后的“与妻书”语言朴实，感情深厚，力透纸背。由于资料有限，除了这封最后的家信，没有看到他其他书信和文章，但我们已经从信中领略了他雄厚的文字功底。他从初中起就办刊物、写文章，还在上海《申报》等刊物发表抨击时弊的檄文，更不用说抗战爆发后创办编撰《抗敌周刊》，“笔耕达旦”（其弟陈德钧语）。在与卞璟等带领“江文团”一路北上的途中，肯定也写过不少动员抗日、保家卫国的文章。他的妻子李学贤一直到耄耋之年还保存着丈夫的很多信件，这些书信成了她晚年最大的安慰，“写得真好，像一篇篇优美的小说。”可惜，我们至今无缘看到陈德铭的其他文章，因为他只是千百万为抗战牺牲的普通先烈之一。 陈德铭的妻子儿子等后人，以及他的弟弟陈德钧及其他家人都十分低调，从不张扬，他们用心呵护这块心灵的“圣地”，不让他受到一点玷污。相比那些投机专营、谎话连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罔顾史实、贬低他人的，真正令人可敬可佩。李学贤女士今年应该102岁了，祝福这位可敬的老人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020.09.08. 陈素（陈德铭） 陈素（陈德铭）与夫人李学贤 陈素（陈德铭）故居 江上青与王者兰 王韶（王毓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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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6 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