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柔情——读抗战烈士陈德铭最后的家书

尚义真人

　　学贤，

　　我们不但要保全生命，并且还要尽可能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使得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希望。我不但平安地活在世上，并且活得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前途。一路跋涉尝到有生以来未吃过的苦，但是它并没有把我们磨析得垂头丧气。我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家，决没有一刻忘记了你和孩子，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是谈不到快乐的。上次在汉口巧遇耀礼表弟，听到女儿阿迷夭亡的不幸消息……我没有勇气去告慰你，学贤，咬着牙齿吧……阿迷永远在我的脑子里，她永远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最爱的女儿。新孩子既然健壮，但亦望多多爱惜他。一个孩子死了没有见到爸爸，一个孩子生了也见不到爸爸。学贤，我们眼泪没有办法止住了，我不能再写了，最后为我好好侍候祖母、外祖母、父母亲。方便的话，望你寄点相片来，家里人的、你的、孩子的都要。

　　铭，挥泪写成，八月四日。

　　这是陈德铭烈士在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的1938年8月初，距离他牺牲约两个月前，于戎马倥偬中从湖北浠水写给扬州妻子李学贤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80多年前的信写得十分平实，字里行间透露深厚的忧患意识、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不屈的乐观精神。他对子女的关爱、对妻子的牵挂和对老人的孝敬，至今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感慨万千。

　　陈德铭，别名陈素，号素风，祖籍安徽桐城，1915年6月14日出生于扬州。先后在扬州实验小学、扬州中学读书，初中时就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后于1929年转到镇江中学读书，并担任了镇江中学学生会学术部长。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因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被学校开除。不久，陈德铭到了上海，继续在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和上海光华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方面参加“左联”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写下多篇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在《申报》和《时事类编》等刊物发表。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频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当局追捕，1934年不得不返回扬州。

　　陈德铭与李学贤大概相识于这一时期，陈德铭比李学贤年长三岁，他始终像大哥哥关爱小妹妹一样呵护着李学贤。婚后，1935年秋，21岁的陈德铭远赴重洋，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深造。在日本他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思想文化沙龙，关注国内时局发展的新动向。

　　日本学校有放春假的规定，各大学和学部具体的放假时间不同，通常在2月底到4月初，4月10日一般是新学年的开始。1936年春，陈德铭回到扬州度假，这期间夫妇俩还与江世侯（上青）、庄寿慈泛舟瘦西湖。江上青曾填词《一剪梅　丙子仲春与素风夫妇寿慈游瘦西湖》记之：

　　收拾雄心伴兴游。舟上盟鸥。湖上归舟。

　　几人漂泊几人秋。昨日乡愁。明日离愁。

　　空有烟波眼底收。柳弄温柔。萍逐风流。

　　闲情误了少年头。醉里扬州。梦里扬州。

　　农历丙子仲春，即1936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素风，是陈德铭的号；寿慈，即庄寿慈，当时在镇江县立实验小学任教。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好友，还是街坊。据陈德铭弟弟陈德钧回忆，“当年，我家在扬州东关街谢家巷13号，与江上青、朱自清故居近在咫尺。江上青、江树峰、朱迈先、李寿安、莫璞、庄寿慈、陈达祚等人经常来我家，是家中的座上客，也时有外地来客。”

　　这年与陈德铭夫妇和庄寿慈结伴春游时，江上青租住在东圈门街五福巷21号内的一处厢房，现该处厢房门前所立的两块牌子，一块就注明江上青“1934-1936年间与妻王者兰也曾居住于此”。江上青和江树峰是兄弟俩。现今安乐巷27号“朱自清故居”实为当年朱自清父亲朱鸿钧租住，在北平读书的朱自清长子朱迈先，回扬后与祖父住在一起。这两地离陈德铭居住的谢家巷都很近，步行不到十分钟，抗战前他们更以陈德铭家为活动据点。

　　几个月后，暑假期间陈德铭又从日本短暂回到扬州，见到牙牙学语的女儿阿迷，初为人父的他十分高兴。据李学贤老人后来回忆：陈德铭在日本时经常给她写信，描写日本住屋的环境，“写得真好，像一篇篇优美的小说。我怀孕了，他来信教我孕妇应怎么走路、怎么睡觉、怎么营养。暑假回家与家人短暂相聚，见了孩子欣喜得彻夜不眠，哄女儿睡觉、换尿布，他的细心超过做母亲的。”

　　1937年初日本春假，陈德铭回来后，没有再去日本，留在了扬州，在其舅舅任校长的私立扬州中学（今新华中学前身）当历史教员，并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日益逼近，8、9月间，扬州进步中小学教师等发起成立“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救会”），协会有常务理事5人：卞璟、陈素、江上青、莫朴、潘树森，共同推选燕京大学学生卞璟为主席，陈素负责对外联络。陈德铭的家就是他们的活动中心，谢家巷13号门前现今挂着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旧址”，虽然斑驳不堪，毕竟是残存的一点历史遗迹。陈德铭、江上青等人还编撰《抗敌周刊》，据李学贤回忆，由于办刊物没有经费，陈德铭还用了他们结婚的一对戒指。而比陈德铭小7岁的弟弟陈德钧也帮助做一些联络、交通、通风报信及《抗敌周刊》的校对、缮写、刻印等工作，从此也走上革命道路。

　　由于形势日趋紧张，为争取团结一部分积极力量，坚持抗战，卞璟、陈德铭、江上青和莫朴等人商量，及时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以下简称“江文团”），仍公推卞璟为团长，陈德铭（陈素）、江上青为副团长。随后于11月22日凌晨江文团一行18人从扬州出发，当天李学贤未能前去给陈德铭送行，成了她终身的遗憾。

　　江文团途经仪征、六合、江浦和合肥、舒城，辗转安徽各地，人数不断壮大，他们以演讲、话剧、绘画为武器，唤醒民众，积极抗战。1938年年初，江文团到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暂住地六安，陈德铭（陈素）很快与中共长江局和安徽党组织接上关系，建立起江文团中共地下党支部，陈素任党支部书记，其他两人为朱迈先和江上青。其后，根据中共长江局“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集体参加国民政府第五路军（后改为国民政府军第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改名为“国民政府军第十一集团军政治部救亡工作策动二组”，卞璟仍为组长，江上青为副组长，陈德铭（陈素）任总务部长。是年8月卞璟和陈素奉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董必武、李克农接见了他们，安排江文团成员到国军十一集团军三个师政治部去工作，并希望他们“服从分配，负担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

　　据陈德铭弟弟陈德钧回忆，“随后，经过研究和上级同意，决定‘江文团’尽量少分散，除个别人被分到115师和170师外，多数被分配到131师和138师。我哥哥分到了131师，我被分到138师。浠水一别，成为兄弟永诀。”

陈德铭（陈素）、朱迈先、江树峰等人被分配到131师政治部，陈德铭任131师政治部少校科长（任秘书兼政工队长），同时也是该部地下党的支部书记。9月底，131师在黄梅、广济一线阻击日军对武汉的进攻，损伤惨重，奉命转移大后方休整。10月初，伤病员可以先由团风（地名）乘船绕道前往，陈素当时身患疟疾本可随船前行，但他把方便让给别人，自己抱病骑马带队赶路，深夜行军至湖北浠水沙河镇附近，坐骑失足，跌入水塘中，不幸牺牲，时年24岁。

　　陈德铭牺牲的消息，是同被分配到131师政治部的江上青弟弟江树峰用部队快函寄给分到138师的其弟陈德钧的。他的妻子李学贤自从收到辗转寄来的陈德铭8月初的最后一封信（见文首），就再没有丈夫的音讯，她曾去江家询问消息，江家人每次都宽慰她，江上青也没有信，让她不要着急。后来得知，在陈德铭牺牲不到一年的1939年7月底江上青在皖北小湾也遇袭身亡。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同江文团大多数成员一样，陈德铭自1937年11月22日告别妻女和家人离开扬州，到1938年10月初在湖北浠水牺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长途跋涉，转战各地，组织民众，宣传抗日，走过高山大河，历经千辛万苦，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尤其生前的最后一两个月，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斗在抗战第一线。这封最后的家书写于1938年8月4日，农历戊寅年是闰七月，这应该是他和卞璟奉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李克农汇报工作以后，信中没有提及他的实际情况，却充满了乐观和顽强的精神。大难当头，匹夫有责。他服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和分配，不嫌官小位低，不计劳苦得失，只要对抗战有益，总是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多做工作，为负担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发挥更大作用。尽管生活艰难，形势紧迫，戎马倥偬，战斗激烈，他仍感到“活得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前途”。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陈德铭与妻子感情甚笃，无论在日本学习、在苏皖各地宣传抗日，还是在湖北抗战前线，他心里始终装着妻子，始终忠于妻子，从信中不难感受到他对妻子炽热的关爱，这种看似平淡的语言，胜过任何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甜言蜜语：“我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家，决没有一刻忘记了你和孩子，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是谈不到快乐的。”

　　陈德铭出生在一个老式家庭，家境虽不富裕，但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夫妻恩爱。1937年深秋，当他告别家乡与亲人时，家里除了妻女，祖母、外祖母、父母亲也都健在，他时时想念着他们。在他离开扬州三四个月后，1938年3月儿子陈友三诞生，6月大女儿阿迷夭亡，这一喜一悲的消息令他十分感慨，却又显得十分平静，但他内心的波澜跃然纸上，每读到此，都不由人泪眼婆娑：“新孩子既然健壮，但亦望多多爱惜他。一个孩子死了没有见到爸爸，一个孩子生了也见不到爸爸。”为了抗战，为了国家，他背井离乡，风餐露宿，转战南北，但他忠贞不二、表里如一，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家，决没有一刻忘记了妻子和孩子，因此，他不但关照妻子“好好侍候祖母、外祖母、父母亲”，而且要妻子方便时给他寄点家人的相片，可见家庭在他心中的地位。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那个“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年代，又有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连与他分别仅仅两个月不到的弟弟陈德钧也绝没有想到，“浠水一别，成为兄弟永诀。”

　　陈德铭最后的家书语言朴实，感情深厚，力透纸背，散发着浓浓的家国情怀。由于手头资料有限，除了这封最后的家信，没有看到他其他书信和文章，但我们已经从信中领略了他雄厚的文字功底。他从初中起就办刊物、写文章，还在上海《申报》等刊物发表抨击时弊的檄文，更不用说抗战爆发后创办编撰《抗敌周刊》，“笔耕达旦”（其弟陈德钧语）。在与卞璟等带领“江文团”一路北上的途中，肯定也写过不少动员抗日、保家卫国的文章。

　　陈德铭的妻子和儿子等后人，以及他的弟弟陈德钧及其他家人都十分低调，从不张扬，他们用心呵护这块心灵的“圣地”，不让他受到一点玷污。相比那些投机钻营、谎话连篇、罔顾史实、贬低他人的，真正令人可敬可佩。他的妻子李学贤活到百岁以上，一直精心保存着丈夫的很多信件，这些书信成了她晚年最大的精神安慰，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人生留白

铁骨柔情～陈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