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大码头错失大运河申遗的深层原因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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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运河申遗背景与仪征的历史地位

1.1 大运河申遗历程与基本情况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命脉，承载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价值。2006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大运河申遗工作，扬州被确定为申遗牵头城市。经过8年努力，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申遗共包括27条河段、58个遗产点、1011公里河道，其中扬州有6段河道和10个遗产点入选，成为大运河全线列入遗产最多的遗产区 。

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世界遗产事业中的影响力，还在规划体系、协调机制、监测体系、系列申报等方面实现创新，建立了全世界唯一的由国家层面主导建设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 。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

1.2 仪征在大运河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仪征作为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历史上曾扮演过不可替代的角色。仪扬运河是古邗沟的第二条入江水道，开凿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5年)，当时由于长江岸线南移，邗沟水源枯竭，因此开挖了欧阳埭，将邗沟南段的入江口门西延至仪征，引江水入运 。这一工程使仪征成为沟通长江与大运河的重要节点。

隋唐时期，仪扬运河是沟通长江南北，分担长江上游及江南运河过江运船的要道，仪征港也成为漕粮北运的重要港口 。到了宋代，仪征的地位更加凸显。世界上第一座复式船闸——真州闸就建在仪扬运河上，比欧洲同类船闸早了约400年，在世界运河史上具有首创意义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真州闸的建造过程及其巨大效益。

从隋唐一直到明清，仪扬运河一直是大运河漕运、盐运重要的一段。宋代时，仪征成为全国重要的漕运和盐运中心，年转运量巨大。元代大德年间在真州设有批验盐引所，真州盐运办课总额达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为全国之最" 。明清时期，仪征更是成为漕运和盐运中心，每年的漕运量在400万石左右 。清代后期，太平天国战争后，两江总督曾国藩将淮盐总栈定在了仪征运河边的十二圩。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二圩开埠，直到1937年日军占领，承担淮盐监掣、入江重任达60多年，期间商贾云集、市井繁华，有"食盐之都"的美誉 。

二、仪征大码头未能列入大运河遗产名录的主要原因

2.1 对运河遗产价值认知不足

在大运河申遗启动后的关键几年，仪征官方和百姓，甚至文物和水利方面的干部对仪扬运河的历史、人文、水利工程等价值认知程度都不高 。这种认知不足直接导致了保护意识的淡薄和保护行动的滞后。

2009年，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接到反映，仪征新城镇一项准备实施的水利工程("一河两岸"工程)，有可能破坏仪扬河故道及其古闸古坝 。虽然经过申遗办和文物保护部门的多方协调，仪征市相关部门同意进行方案调整，但这种被动应对而非主动保护的态度，反映出对遗产价值认识的不足。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2009年至2010年间，仪征在搞红旗河一河两岸工程中，把运河故道填掉了很大一部分，历史地貌和景观受到很大伤害 。这种对遗产的破坏行为，正是由于对运河遗产价值缺乏深刻认识所导致的。正如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专家、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所指出的，仪征应该对地下的大运河遗产进行全面的发掘、研究，在没有搞清楚地下文物埋藏状况和价值之前，不宜急于开发 。

2.2 违规建设破坏遗产环境

在大运河申遗的关键时期，仪征在仪扬河边建起了一座五星级宾馆和别墅，还在响水闸遗址边上建成了东区第一座标志性高楼晶葳大厦 。这些违规建设项目严重破坏了运河遗产的整体环境和历史风貌，不符合大运河遗产的保护要求。

2010年，仪征新城镇准备实施的五星级酒店配套工程也被发现有可能破坏仪扬河故道 。虽然扬州申遗办表示该工程已经暂时停工，但这些事件已经对仪征的申遗前景造成了负面影响。国家文物局接到举报后，派文保司前司长孟宪民和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齐欣来现场叫停，保住了仪征古城仅存的一片历史街区 。这一事件表明，仪征在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未能找到平衡点，导致了对遗产环境的破坏。

这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内的违规建设行为，直接违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成为仪征大码头未能列入申遗名单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一位文保志愿者所言："木桩是文物，是见证运河文化的历史印记，是有其价值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价值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2.3 遗产保护工作滞后

2009年，虽然大运河办和仪征文物条线的同志很积极，希望能够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仪扬运河保护规划和修缮整治方案，但有关部门存在顾虑，相关工作无法深入 。这种保护工作的滞后，使得仪扬运河虽然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潜质，但最终还是没能列入申遗名单。

相比之下，宝应的刘堡减水闸能够列入大运河申遗名单，是因为其在申遗过程中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和重视 。2011年，刘堡减水闸遗址在运河堤岸加固工程中被发现后，水利部门和文物部门立即达成共识，停止施工，对遗迹现场进行清理、保护，并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随后还聘请专家为其编制保护与展示方案，使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展示 。

在大运河申遗期间，邵伯大码头也面临类似的问题。2011年，邵伯大码头旁的居民已经好几年看不到清澈的水面，原因是一水厂将故道作为排放沉淀下来的淤泥的排放池，昔日流动的河水已被厚厚的淤泥所覆盖 。但邵伯镇政府积极应对，投入资金进行环境整治，最终成功保护了遗产点。

而仪征的情况则不同。2019年5月，在仪征罗泗闸遗址旁发现了明清时期的木桩遗迹，但发现时已遭到部分破坏，事后又未留在原址保护 。对于木桩的作用，仪征博物馆副馆长夏晶认为，因该区域地下水位较高，地下基础不牢，初步推测应是清代时期用于加固地基、保护河道而夯入地下 。然而，仪征市文体旅局提供的汇报材料上却显示："该遗迹不在仪扬运河故道保护范围内，也不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论证，无实际保护价值。" 这种对运河遗产保护的消极态度，导致了仪征在申遗过程中错失良机。

2.4 部门协调不畅与保护机制不完善

大运河申遗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而仪征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010年12月，扬州申遗办三次派相关业务人员及水利、考古专家赴仪征，进行仪扬河故道及古闸古坝的研究和考古工作，并对"一河两岸"工程、五星级酒店配套工程进行深度干预和协调 。这表明，仪征本地的部门协调存在问题，需要上级部门的多次干预才能推动保护工作。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国家文物局和水利部曾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强调要加强部门间的协作。2011年，水利部办公厅和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大运河申遗工作有关问题沟通协调会议纪要》，明确了各部门在申遗工作中的职责和协作机制 。然而，这些要求在仪征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

仪征城区河道管理也存在类似问题。仪征城区河网密布，拥有仪扬河、石桥河、胥浦河、仪城河、沿山河等五条主河道，长度约22.5km；有金斗河、古湄河、三元沟等16条支流 。但河道管理涉及多部门、多环节，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作与沟通，"共抓共管共治"的内部联动监管机制尚未形成 。

这种部门协调不畅的情况在2024年扬州市审计局开展的大运河自然资源资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审计中也得到了印证。审计发现，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资金落实方面，仪征市存在"文化遗址保护利用财政保障不足"问题 。这表明，仪征在遗产保护的资金保障和部门协作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2.5 申遗准备工作不足

仪征在申遗准备工作上的不足也是导致其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国做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决定，扬州成为申遗牵头城市，历时8年申遗成功 。在这8年中，仪征未能充分利用时间窗口做好申遗准备工作。

相比之下，邵伯镇在申遗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根据市申遗办的部署要求，江都成立了申遗办，邵伯镇也成立了专班，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确保在2013年8月前完成所有遗产点的环境整治和保护修复展示 。邵伯镇先期投入3.3万元组织上海专家实地测绘，投入66万元聘请东南大学制定《大运河邵伯段技术工程保护方案》 。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为邵伯的成功申遗奠定了基础。

邵伯镇还先后编制了邵伯明清运河故道保护展示工程项目、邵伯古堤保护项目、大运河江都段环境整治项目、邵伯大码头及古镇运河遗产展示项目等4个项目，上报国家文物局，均得到批准，共获得了上亿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资金 。这些资金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仪征在申遗准备阶段的投入则明显不足。直到2025年7月，拦潮闸与大码头遗址才成功入选第九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价值获得了省级层面的认可 。这比大运河申遗成功晚了11年，反映出仪征在遗产保护和申遗准备方面的滞后。

三、与宝应刘堡减水闸成功申遗的对比分析

3.1 宝应刘堡减水闸的成功经验

宝应的刘堡减水闸能够成功列入大运河世界遗产名录，与其在申遗过程中的积极保护和有效展示密不可分 。2011年，刘堡减水闸遗址在运河堤岸加固工程中被发现后，水利部门和文物部门立即达成共识，停止施工，对遗迹现场进行清理、保护，并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

随后，宝应县聘请专家为刘堡减水闸编制保护与展示方案，使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展示。具有甲级设计资质的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为刘堡减水闸的保护与展示编制了方案，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增加一处新的文化亮点。这种及时、专业的保护措施，使得刘堡减水闸能够顺利通过评估，最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2014年6月22日，刘堡减水闸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扬州入选"世遗"的十六处点段中唯一的一处闸坝遗产。如今，经过保护展示，刘堡减水闸已经成为大运河宝应段的文化名片，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古代运河文化、水工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展示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3.2 仪征与宝应在申遗过程中的差异

仪征与宝应在申遗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首先，在对待遗产发现的态度上，宝应采取了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的积极措施，而仪征在发现可能破坏遗产的行为时，反应较为迟缓，甚至出现了先破坏后治理的情况 。

其次，在保护措施的实施上，宝应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保护与展示方案，进行科学保护，而仪征在面对类似情况时，缺乏专业的保护方案和技术支持，导致保护效果不佳 。例如，仪征在发现木桩遗迹后，简单地认为"无实际保护价值，不具备原址保护条件" ，而没有像宝应那样进行深入的考古研究和专业保护。

最后，在部门协作方面，宝应的水利部门和文物部门能够迅速达成共识，协同工作，而仪征在部门协调上存在障碍，需要上级部门的多次干预才能推动保护工作 。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两个地区在申遗结果上的不同。宝应的刘堡减水闸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仪征最终没有遗产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

四、后申遗时代仪征的反思与行动

4.1 仪征对申遗失败的反思

大运河申遗失败后，仪征开始了深刻的反思。许多仪征人认为，仪征缺席大运河遗产名录是仪征人的痛 。这种反思不仅来自普通民众，也来自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

仪征学者汪向荣表示："由于运河改道等变迁，南门码头在运河与长江之间的连接地位弱化。"他认为，随着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建设，保护长江生态的推进，在江河文化中有着"纽带"意义的仪征大码头，亟待引起重视和利用 。

2022年10月9日，《仪征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应积极加强与上级部门、单位对接，甚至要通过努力，力争赢得高层支持，积极运作大运河后续申遗，争取早日将仪征运河相关古迹点和古运河道加入大运河世界遗产名录 。文章还建议，以仪征专家学者为班底，与市外高校、学者合作，围绕挖掘、整合、利用、宣传等课题展开深度研究，凝聚社会共识，发出仪征声音。

4.2 仪征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新机遇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仪征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将仪征放在了核心区范围，仪征十二圩和大码头历史地段被列入《江苏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重要展示点，拦潮闸被列入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点考古项目，十二圩被列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这些政策支持为仪征的运河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

仪征正在积极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努力弥补申遗失败的遗憾。2023年3月30日，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文章指出，要不断挖掘和恢复十二圩与仪扬河、真州南门大码头等历史风貌，继续完成"大运河遗产点后续拓展申遗"成功 。

4.3 仪征大码头保护开发项目的进展

近年来，仪征大码头保护开发项目取得了显著进展。2025年7月10日，仪征大码头保护开发项目LOGO征集评选活动圆满举行 。该项目由仪征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是一个集文化、商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生活街区。大码头项目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域，保存了多处重要的水工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更是仪征作为"江河交汇"交通枢纽的历史见证。

项目以"三街、三河"为轴，构建"一心、多点"空间结构，将重现南门大码头昔日繁华的历史风貌，打造集文化、商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生活街区 。2025年7月，拦潮闸与大码头遗址成功入选第九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价值获得了省级层面的认可 。这为仪征大码头后续的保护和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5年3月26日，大码头保护开发项目方案交流研讨会在仪征城发集团顺利举行。会议围绕项目定位、文物保护、水系活化及业态布局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旨在助力这片承载运河文化精髓的历史片区实现保护性开发与活化利用 。这些进展表明，仪征正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加专业的方法推进大码头的保护与开发。

4.4 仪征未来的申遗计划

尽管仪征未能成功列入大运河首批世界遗产名录，但仪征并未放弃申遗的努力。2023年3月30日，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文章指出，要继续完成"大运河遗产点后续拓展申遗"成功 。2022年10月9日，《仪征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应积极运作大运河后续申遗，争取早日将仪征运河相关古迹点和古运河道加入大运河世界遗产名录 。

通过恢复、保护古运河渡口和长江大码头街区，把传统的渡口及码头城市文化与现代城市开发理念相结合，使其成为一张城市复兴名片，形成仪征市古渡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仪征的文化旅游价值，也为未来的申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仪征正积极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加强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未来的申遗工作做准备。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保护成果的显现，仪征有望在未来的大运河遗产扩展项目中获得认可。

五、大运河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5.1 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沿线各地在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科学规划是保护工作的基础。邵伯镇先期投入3.3万元组织上海专家实地测绘，投入66万元聘请东南大学制定《大运河邵伯段技术工程保护方案》 。这种科学规划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其次，资金保障是保护工作的关键。邵伯镇先后编制了邵伯明清运河故道保护展示工程项目、邵伯古堤保护项目、大运河江都段环境整治项目、邵伯大码头及古镇运河遗产展示项目等4个项目，上报国家文物局，均得到批准，共获得了上亿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资金 。这些资金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再次，公众参与是保护工作的保障。邵伯古镇的居民从最初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阻挠，到后来点赞叫好，主动向外来游客介绍讲解，这种转变反映了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 。公众参与使保护工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最后，部门协作是保护工作的重要条件。大运河申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建立了部门间的协调机制。2012年，水利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明确了各部门在保护和申遗工作中的职责和协作机制 。

5.2 仪征案例对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启示

仪征大码头未能列入大运河遗产名录的案例，为大运河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保护意识是遗产保护的前提。仪征的教训表明，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不足，会导致保护意识的淡薄和保护行动的滞后。因此，提高全社会的遗产保护意识至关重要。

其次，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需要协调发展。仪征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遗产保护的要求，导致了对遗产环境的破坏。这提醒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避免因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再次，部门协作是遗产保护的重要保障。仪征的案例表明，部门间的协调不畅会严重影响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因此，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沟通与协作，是做好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条件。

最后，及时、专业的保护措施是遗产保护的关键。宝应刘堡减水闸的成功经验表明，面对遗产发现，及时采取专业的保护措施，是确保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关键。因此，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专业保护能力，是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5.3 大运河后续遗产扩展的前景与挑战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深入推进，大运河后续遗产扩展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家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为后续遗产扩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如何在新形势下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后续遗产扩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从前景来看，大运河后续遗产扩展工作有望取得新的进展。首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更多的运河遗产将被发现和确认。2023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仪征市博物馆联合对仪征市南门大码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较全面地揭示了拦潮闸、仪扬河故道、玉带河等历史原貌 。这些新发现为遗产扩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次，随着保护理念的更新和保护技术的进步，更多的遗产点将具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条件。《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策略探讨》一文指出，大运河具有文化遗产与在用水利工程双重属性，发展演变是其本质特性 。这一认识为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大运河后续遗产扩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大运河是活态遗产，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还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如何在保护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合理利用遗产资源，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其次，如何协调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关系，也是后续遗产扩展面临的挑战。大运河横跨多个省市，涉及多个部门，利益关系复杂。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平衡各方利益，是做好后续遗产扩展工作的重要条件。

最后，如何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和参与度，也是后续遗产扩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运河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和参与度，是确保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

六、结论

仪征大码头未能列入大运河世界遗产名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运河遗产价值认知不足、违规建设破坏遗产环境、遗产保护工作滞后、部门协调不畅以及申遗准备工作不足，是导致仪征未能搭上大运河申遗这班车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宝应的刘堡减水闸由于采取了及时、专业的保护措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对比鲜明地反映了保护意识、保护措施和部门协作在申遗过程中的重要性。

后申遗时代，仪征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并积极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加强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仪征大码头保护开发项目的推进，以及拦潮闸与大码头遗址入选第九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仪征在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仪征案例为大运河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提高保护意识、协调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加强部门协作、采取及时专业的保护措施，是做好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

大运河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保护机制，提高保护水平，大运河遗产必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为传承中华文明、促进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保护成果的显现，仪征有望在未来的大运河遗产扩展项目中获得认可，实现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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