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海德花园地下宋城河遗迹的历史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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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海德花园地下宋城河遗迹是2012年配合小区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发现的重要历史遗存 。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研究的重要空白，更为我们理解宋代运河体系、真州复闸技术以及仪征在古代交通网络中的地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2012年5月至10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仪征市博物馆联合进行的这次发掘，共揭露面积450平方米，发现了宽15米、深3米的古河道以及南北两座码头 。通过与历史文献的对照研究，考古学家确定这正是宋代真州复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印证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真州复闸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确凿证据。

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仪征海德花园地下宋城河遗迹的多重历史价值。研究将从真州复闸的技术创新、宋代运河体系的运作机制、仪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这些遗迹对当代文化传承的意义等多个维度展开，以期全面认识这一重要历史遗存的价值与意义。

一、印证真州复闸位置的关键物证

1.1 真州复闸的历史背景与技术特征
真州复闸的建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北宋时期，由于扬州古城内水浅船只难行，船只过往需要频繁卸粮盘剥，造成船只容易损坏，运河运输效率低下 。在此背景下，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真州水利官员陶鉴提出了"复闸"方案：建造两道闸门，形成封闭闸室，通过调节水位让船只"坐电梯"升降。

这一方案得到了工部官员方仲荀、张纶的采纳，于天圣三年（1025年）冬开工，次年入夏竣工，建成了真州复闸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运河水工史上的重大事件："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 。

真州复闸在设计、结构和运用上具有显著特点。据《通江木闸记》记载，复闸由外闸和内闸组成，均以坚硬的条石为基础，上下游筑起牢固的堤防以防止浪水冲刷，闸的上部以木结构为主，设置了叠梁式木门 。外闸主要用于平衡运河和长江的水位高差，内闸则随着水面上升与运河平顺衔接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还在闸旁建有通江澳闸，"筑河开澳，制水立防"，其作用是储蓄和补充水源，减少水的损耗，使复闸功能更加完备。

1.2 宋城河遗迹的考古发现与印证价值

2012年的考古发掘为确定真州复闸的具体位置提供了关键证据。在海德花园项目工地发现的古河道宽15米、深3米，河道两岸各有一座码头。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考古学家进一步确定了复闸的整体布局：潮闸（唐公桥）位于南门街（今国庆路）与东西市河（宋运河）交界处，而腰闸则位于清真寺西、海德花园北，宋运河与奎光巷的交界处。

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关于真州复闸位置的记载。据方志记载，真州复闸建造的具体地址就在相传唐代李吉甫建造平津堰的堰河之上，位置是在"县治正南三里城外" 。通过考古发掘确定的位置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为研究真州复闸的整体构造和分布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

更有价值的是，2019年12月，在南门卫东新村拆迁时，考古工作者挖出了两块带凹槽的巨型石柱，推测为张頠石闸的闸门构件。专家鉴定认为，这是真州闸插木闸门专用石件，是船闸闸首的标志性构件，这种型制体量只有古代大型船闸上使用，是扬州发现的最大、最古的运河水闸石件 。这些石闸构件的出土，不仅证实了真州复闸的存在，更为研究其技术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3 真州复闸的技术创新与历史地位

真州复闸的技术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复式船闸，比欧洲同类船闸早了约400年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其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座有明确记载的复式船闸。

复闸建成后产生的效果是革命性的。据沈括记载："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 。这意味着船只载重量从300石提升到700石，提高了一倍多，同时每年节省了500名河卒和125万的杂费。

更重要的是，真州复闸的运行原理已经与现代船闸基本相同。当有船只通行时，一侧闸门打开，另一侧闸门关闭；船只驶入闸室后，打开的闸门再次关闭，并在两闸之间充水或放水，确保两闸门之间的水位差平稳；之后打开另一侧闸门，让船只通行 。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水位差的问题，还大大提高了船只的载重量 。

真州复闸的影响迅速扩展到整个运河系统。沈括记载："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 。这表明真州复闸的成功促使运河沿线的其他埭堰相继改建成复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复闸体系，极大地提升了整个运河系统的运输效率。

二、填补航运水利史研究空白

2.1 乔惟岳"二斗门"与真州复闸的技术传承

真州复闸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厚的技术传承基础。早在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淮南转运使乔惟岳就在建安军（仪征前身）创建了"二斗门"，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有明确记载的船闸 。

乔惟岳的"二斗门"建在西河第三堰，两门相距五十步（约78米），上面覆盖房屋，闸门使用悬吊方式，放下闸门使闸室积水，如同涨潮，待水位与另一侧齐平后开闸放船 。据《宋史》记载："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俟潮平乃泄之。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 。

从技术原理上看，乔惟岳的"二斗门"已经具备了现代船闸的基本要素。它由上下两道闸门和闸室组成，闸室长约76.5米，闸门可升降，通过适时启闭闸门平衡闸室内外水位，以利船只通过 。这一创新使漕船载运量大幅提升，北宋漕运量比唐代有大幅度增加，至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经过泗口的漕米运输高达700万石 。

然而，乔惟岳的"二斗门"是建在运河内陆河段上，而真州复闸则是建在运河入江口，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江潮环境。正如研究者指出："内河过堰不方便，入江口船只进出就更加困难和麻烦，水工技术必然有一个大的飞跃" 。如果说"二斗门"是现代船闸的雏形，那么真州复闸的整体构造技术比"二斗门"有了很大进步，运行原理已经与现代船闸基本相同 。

2.2 宋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巅峰成就

宋代是中国大运河水闸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包括船闸在内的各种闸型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真州复闸的成功建造，标志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宋代水利工程呈现出明显的创新特征。北宋淮南东部的水利工程主要分为陂塘、闸澳、运堤及开河疏浚四类，其中闸澳工程的推广大幅提升了河道节水效率，有利于漕粮转运，并加速了淮东向"转运型"区域转变的进程。真州复闸正是在这一技术背景下产生的集大成之作。

更重要的是，真州复闸的建造体现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顺势而为，辨证论治"的智慧。它不是简单地对抗自然，而是深刻理解了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水文规律，通过巧妙的工程设计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理念对现代水利工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世界水利史的角度看，真州复闸代表了当时世界水利科技的最高成就。欧洲直到1481年才在意大利出现真正的船闸，比中国的复闸晚了至少400多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船闸的国家，也是最早建造多级船闸的国家。元代在会通河上临清与济宁之间建造了31座船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梯级船闸，到明代梯级船闸数量增至38座，比西方同类建筑早350年 。

2.3 宋城河遗迹对水利史研究的贡献

宋城河遗迹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遗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宋代水利工程的建造技术、结构特点和运行机制。

首先，遗迹中发现的石闸构件为研究宋代船闸的具体构造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些构件的材质、尺寸、加工工艺等信息，有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建造技术水平。特别是2019年发现的带凹槽巨型石柱，作为船闸闸首的标志性构件，其型制体量表明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 。

其次，遗迹的地层结构为研究仪征地区的水文变迁提供了重要信息。考古发现显示，在宋城河堆积之上还有疏浚漕河河床堆积，表明漕河作为宋大城护城河的开挖时间不早于宋大城 。这种地层关系为研究仪征城市发展与水利设施建设的关系提供了时间坐标。

再次，遗迹中出土的大量宋代瓷片为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经专家鉴定，这些瓷片大部分为北宋时期的定窑、越窑等各地窑口产品 。这些文物不仅印证了遗迹的宋代属性，也反映了当时真州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商业繁荣程度。

最后，宋城河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宋代运河的整体布局提供了关键节点。通过对遗迹位置的确定，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复原宋代真州的水利网络，理解运河、护城河、天池等水系之间的关系，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水利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三、助力仪征地方史研究

3.1 仪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

仪征的发展历史与运河密不可分。从地理环境看，仪征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据史料记载，早在晋永和年间（345-355年），仪征已是江淮运口。当时扬州以南沙洲淤涨，邗沟连接长江的水道被阻断，只好另辟渠道，从欧阳埭（今仪征市区东）引江水30公里至广陵，使长江与邗沟在仪征境内沟通，这条水道就是今仪扬运河的前身。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仪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征淮南10万民夫拓宽展直邗沟，自山阳（今淮安）至扬子（今仪征境东南）入江。从此，大运河成为联系南北的大动脉，处于江、淮、运（河）交汇点上的仪征，地理位置优越性充分显现，成为漕、盐运输的主要中转港口。

北宋时期是仪征发展的黄金时代。地处运河入江口的扬子县白沙镇（五代时改名为迎銮镇），因漕运地位十分重要，行政级别迅速提升。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升迎銮镇为建安军，开始筑城，后又升建安军为真州，管辖扬子、六合两个县 。

宋初，每年从真州转运粮食仅数十万石。到太宗至嘉道年间，每年漕运多达700万石到800万石，占全国漕运量的四分之三，这是仪征作为漕运中转港口的极盛时期 。正如明代翰林院检讨庄昶所言："仪征，京师襟喉之地，转输漕运之所必由，朝谨商贾之所必涉" 。

3.2 仪征在宋代漕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仪征在宋代漕运体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北宋创造了中国漕运史的巅峰，也造就了仪征历史上的高光时刻，真州年运输量占全国漕运总量的四分之三，成为两淮、江浙诸路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取代了隋唐时期扬州的地位 。

这种地位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仪征扼守大运河的入江口，是南方漕粮运往京师的必经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东南六路上贡朝廷的800万石漕米，自仪征转运者居十之七八 。

其次是真州复闸的技术支撑。复闸建成后，运输效率大幅提高，真州的漕粮运输增加了一倍，最多时超过7、8万石，占北宋全国漕运量的3/4 。这种技术优势使仪征在漕运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再次是完善的仓储和管理体系。朝廷在真州设置了江淮发运司、榷货务、巡院等重要机构，还有大量的转般仓、米库、盐库等 。这些设施不仅保障了漕运的顺利进行，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最后是商业贸易的繁荣。漕运的繁忙带来了商业的兴盛，真州呈现出"沙头缥缈千家市，舻尾连翩万斛舟"的盛景 。除了粮食运输，真州还是淮盐转运的重要基地。宋代仪征作为淮盐转往江浙荆湖六路的中转基地，动关国计，朝廷岁入中盐利占到一半以上 。

3.3 宋城河遗迹与仪征城市格局研究

宋城河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宋代仪征的城市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

首先，遗迹揭示了宋代真州城的水系格局。考古发现的古河道宽15米、深3米，位于海德花园小区内，这是宋城河的一部分。通过对遗迹位置的确定，结合历史文献，可以复原宋代真州的水系网络，包括运河、护城河、天池等水系的分布和相互关系。

其次，遗迹反映了城市功能的空间分布。发现的南北两座码头，北岸码头为东西向，主体现长15米，残宽3米，残高1.6米，由三层条石垒砌而成，条石底部用地钉加固，东南角有青石台阶，宽1.8米，共6级，推断为官方修筑；南岸码头为南北向，结构较为简单，推断为居民生活所用码头。这种码头布局反映了当时真州城的功能分区，官方码头主要用于漕运和商业，而民用码头则服务于日常生活。

再次，遗迹与其他考古发现相互印证。2008年在仪征真州城东门发现的水门遗址，揭示出水门南北两厢石壁、东西四摆手、门道及北侧城墙等遗迹，出土文物600多件 。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宋代真州城完整的水利和城防体系。

最后，遗迹为研究城市发展变迁提供了实物证据。通过对不同时期地层的分析，可以了解仪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清时期街道、码头、南城墙等遗址的发现 ，展示了从宋代到明清时期仪征城市格局的演变过程。

3.4 天池水系与仪征历史文化景观

天池是仪征历史上的重要水系，与宋城河遗迹有着密切的关联。据记载，天池就是宋代的莲花池（亦名莲花堰），莲花池就是城南河（里河），俗名"塘子"，专用于运盐舟停泊 。五坝将莲花池与长江隔开，由于水阔、浪静，被称为天池 。

天池在仪征历史上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作为淮南纲盐（除江都县外）运往上江各地前最重要的掣验关口，天池的作用不可替代 。由于天池淮盐解捆换包时吞吐量巨大，"数万夫役得受佣，资以敷口食"，因此每年的临江大掣对于仪征的平民百姓而言，不啻狂欢的节日 。

天池还是仪征著名的文化景观。"天池玩月"是真州八景之一，据说是由清代著名学者、邑人阮元定名 。清代仪征籍画家诸乃方曾绘制"真州八景图"，其中"天池玩月"画卷题诗日："不作五湖游，为憩真州。天池俨似镜湖秋，盐使昔曾停绛节，乐继登楼" 。

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在天池留下了诗篇。清代两淮巡盐御史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在天池边建有"真州使院"，公事之余，或登楼远眺长江，或临窗俯视帆樯，或泛舟于天池之内，或纳凉赏月于水榭之间，留下了关于仪征的大量诗篇 。

然而，由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太平天国战火，将仪征城几乎夷为平地，"天池玩月"、"渔湾纳凉"等与曹寅相关的史迹均已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来想象当年的盛景。宋城河遗迹的发现，为我们理解天池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恢复这些历史文化景观提供了可能。

四、文化传承价值与保护意义

4.1 宋城河遗迹的文化象征意义

仪征是应运河而起的城市，仪征城在历史上随长江水道变迁而发展，逐步南移，市区天宁寺塔、东门水门遗址、鼓楼等历史遗存，都与运河入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都是大运河入江水道变迁的历史见证 。宋城河遗迹作为这一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具有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首先，它是仪征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仪征城区现存的唐、宋、明、清各个时期的运河入江口水道遗存，次第南进，层级分明，恰如巨大的天然沙盘，展示着仪征作为运河入江口而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历史遗产 。宋城河遗迹的发现，使这一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完整。

其次，它是中国古代水利文明的杰出代表。正如专家所言："仪征南门宋代运河石闸构件重现天日，这是上天赐予仪征的礼物，大运河遗产点后续拓展申遗、历史文化名城，这是非常硬核的证据" 。这些遗迹不仅是仪征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再次，它体现了"有京师不能无仪真"的历史地位。仪征运河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居功显赫，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宋城河遗迹的发现，为这种历史地位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撑。

最后，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真州复闸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它所体现的"顺势而为，辨证论治"的治水智慧，对今天的水利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2 考古发现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

宋城河遗迹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从考古学角度看，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考古的重要空白，为研究宋代水利设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水利史研究方面，遗迹的发现使我们对真州复闸的认识从文献记载走向了实物验证。通过对石闸构件的研究，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宋代船闸的技术细节，包括闸门的构造、启闭机制、材料选择等。这些信息对于复原古代水利工程技术具有重要价值。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遗迹为研究宋代仪征的城市布局提供了关键证据。结合东门水门遗址等其他考古发现，可以构建完整的宋代真州城图景，包括城市规模、功能分区、交通网络等。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真州复闸的技术成就得到了更充分的认识。作为比欧洲同类设施早400年的伟大工程 ，它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水平，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提供了典型案例。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遗迹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宋代仪征社会生活的认识。出土的大量宋代瓷片，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商业繁荣，也展示了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文物为研究宋代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4.3 当前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宋城河遗迹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着严峻的保护挑战。首先是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目前城市拆迁力度较大，建设进度较快，运河遗迹重要富集区东门、南门、大码头三大板块正面临新的建设，运河故道和有关遗迹岌岌可危。

其次是保护意识和管理体制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一座海德花园，让里运河保护开发困难重重，不少文化名人直呼，这是自毁仪征文化之根" 。城市建设缺少纲领，历史文化的挖掘利用缺少协调统筹，建设部门不知道该建些什么文化景观，文化部门不知道文化景观该在哪建 。

再次是保护资金和技术力量的不足。文物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业技术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资源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特别是在一些遗址的日常维护方面，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多重压力。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应对策略。首先，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已将仪征放在了核心区范围，仪征十二圩和大码头历史地段被列入《江苏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重要展示点，拦潮闸被列入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点考古项目 。这些规划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其次，要加强部门协调和社会参与。文物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建设、文化、规划等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同时，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提高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再次，要创新保护与利用模式。在保护好遗迹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建设遗址公园、博物馆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些历史遗产。例如，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打造集保护、展示、教育、旅游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最后，要加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不断挖掘遗迹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文物保护专业人才，为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4.4 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结合

在保护好遗迹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当前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仪征正在积极探索这一发展模式，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在文化品牌打造方面，仪征以十二圩古镇盐运文化为支撑，开发"盐"续千年主题游径，打造"盐"学特色旅游街区 。同时，认真凝练、阐发以盐文化、红色文化、乡村教育文化为代表的特色地域文化，持续挖掘、整理具有"茶干之王"之称的十二圩五香茶干、真州金画、绿杨春茶等仪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

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仪征正在推进实施产业能级提升、文旅载体升级、文旅业态融合、文旅推广提质四大行动，力争到2026年基本建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旅文创产业体系，初步成为长三角地区具备一定竞争力、宁镇扬区域具有核心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

在具体项目建设方面，仪征正在打造以一心、三街为核心规划骨架的文化旅游项目，将码头文化展示、历史古建修缮、水系生态治理与商业服务等功能深度融合，致力于唤醒沉睡百年的漕运历史记忆，通过系统性改造重塑仪征城南厚重文化风貌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仪征在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在庙山汉墓的保护利用中，当地创新"政府+专家+村民"协同模式，积极打造"汉风研学基地"，开发拓片、制陶等体验项目，让保护成果反哺民生。围绕庙山汉墓，当地还打造了汉文化主题公园，开展考古研学游 。

这些经验表明，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可以实现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赢。宋城河遗迹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在保护好遗迹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展示和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结论

通过对仪征海德花园地下宋城河遗迹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宋城河遗迹为印证真州复闸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确凿证据，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2012年发现的古河道和码头遗迹，结合2019年发现的石闸构件，不仅证实了真州复闸的存在，还准确锁定了其在历史上的具体位置。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研究的重要空白，为研究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二，真州复闸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巅峰成就，具有重要的科技史价值。作为比欧洲同类设施早400年的伟大工程，真州复闸不仅在技术原理上与现代船闸基本相同，而且在提高运输效率方面取得了革命性成果。它的成功建造和广泛推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航运事业的发展，在世界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宋城河遗迹为研究仪征地方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通过对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宋代仪征在全国漕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理解城市发展与水利设施建设的密切关系，复原当时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生活面貌。这些信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宋城河遗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它不仅是仪征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水利文明的杰出代表。通过对这些遗迹的保护和研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伟大创造，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第五，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需要通过科学规划、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等多种方式，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同时，要积极探索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新模式，让这些历史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总之，仪征海德花园地下宋城河遗迹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水利史、城市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多重历史价值。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保护，让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世代传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贡献。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研究的持续推进，相信我们对宋城河遗迹的认识还会不断深化。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继续拓展：一是加强对出土文物的科技分析，获取更多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信息；二是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从水利工程、城市规划、社会经济等多个角度全面认识遗迹价值；三是加强与国内外同类遗址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明确其在世界水利史上的地位；四是探索更有效的保护和展示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一重要历史遗产。

宋城河遗迹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宋代仪征历史的一扇窗，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有责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它们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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